罗宗祺把几张白纸从抽屉里拿出来，推到我面前。
    “你真是异想天开！”他神情疲惫地往藤椅上一靠，看了我一眼。“我是一个共产
党员，怎么能给你提供空白介绍信？”
    白纸上，印章已经按规格盖好在纸的右下方了。信笺上部的标志和下面的印章都是
他所领导的农场的。这几张白纸因为有了这些鲜红的戳子而异常贵重。我从写字桌上拿
起它，仔细地叠好，揣进棉袄怀里的口袋，会意地说：
    “你不给我也没关系。现在外调人员满天飞，这种空白介绍信多得路上都能拣到。”
    他的家还跟一年前我来时一模一样。只是他那时盖的小厨房已经有些残旧了，墙皮
被那场大雨淋得露出了黄色的麦秸。屋子里，虽然并没有减少什么陈设，而在我看来，
却感到萧条了许多。北面墙上那幅由意大利记者照的周恩来总理的遗像，像框上挂了一
条黑纱，两端垂落下来，搭在一盆没有生气的文竹上。他亲手绷的沙发早已失去了弹性，
我坐在上面。象跌进了一个土坑。他本人也比一年前削瘦了，两鬓爬满了白发，再加上
他坐在吱嘎作响的藤椅里，更给我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虽然是春天了，但到处都给人以凉飕飕的感觉。
    上面的那一幕戏演完，他说：
    “你给我的信，走了五天才到。只有四十里路，怎么会走这么长时间？我拿起信封
左看右看，深怕是让人检查过了。”他苦着脸笑了笑。“你别看我现在是场长，可是还
跟在监狱里一样，成天担惊受怕的……”
    “我们从来就没有出过监狱。”我说。
    “是呀。”他喟然长叹，“这些年，我的嘴也成了一张臭嘴了：往坏的方面预料的
事，总是一料就准；往好的方面希望的，从来没有实现过！你还记得去年这时候我跟你
说的话么？”
    “怎么不记得？不过是来得太快了点。”
    “你还觉得快？我倒以为慢了。”他懒懒地说，“这些年，我们国家就象石头往山
坡下滚似的，越滚到后来越快。我看现在也差不多滚到底了。”
    他抬起头，眼睛朝上，鼻翼噏动着，好象在嗅哪儿飘来的一股什么味道。他的眼光
里有一种历经痛苦，备受希望的折磨，而最终惘然若失的神色。我理解这种心情。
    “是快到底了。”我说，“不过，我总觉得会有一次运动，一次真正属于人民的运
动……”
    “能有什么属于人民的运动？”他在藤椅里烦躁地扭动。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在运动群众，但又都说成是群众运动。‘真正属于人民的运
动’？那就会给扣上个‘反革命事件’！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不管会被扣上个什么‘事件’，可是真正属于人民的运动总会来的！”我说出这
些日子一直在心里酝酿的话，“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下了台，随着‘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展开，一批一批象你这样的‘民主派’都会倒下来。人民前面的屏障坍塌了，这
时中国人民假如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不走到斗争的第一线上去，那么我们十亿中国人
就再没有资格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就是世界上最窝囊、最软弱、最劣等的民族了！”
说到这里，我眼睛里不能克制地蒙上了泪水。“我们被欺负了十几年，被愚弄了十几年，
被当作试验品试验了十几年，难道我们在试验失败而致我们于死地的时候连一声‘疼’
都喊不出来吗？麻木到连‘疼’都喊不出来的人，那就是真正是该死的人了！……”
    我的喉头被硬塞住了，呆呆地坐在自造沙发的坑里。他也在藤椅里凝然不动。屋子
里一时异常静谧，但又汹涌着感情的波涛，隆隆作响。
    半晌，他思忖着说：“那么，你准备怎么办呢？走？走到哪里去？”
    “我还没有一定的计划。”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这是个混乱的年
代，连国家都没有计划，别说个人了！我只知道，这里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右’跟
‘翻案’两个概念都跟我有联系，运动一深人，我就会象七○年那样头一个被拧进监狱。
与其让生命的火花在监狱里悄悄熄掉，还不如在一次风暴中让暴风刮灭！另一方面，你
知道，六八年我从劳改队出来，曾经傻头傻脑地找过什么‘刘邓司令部’，当然，那时
候只能以失败告终。可是现在，我想，如果你们这些‘民主派’再不把眼睛转向人民群
众身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至少是支持人民群众，还是象过去一样等着挨打，等着
人家把你们拧进监狱，而你们还要撅着屁股低头请罪，那么你们这些‘民主派’也是活
该倒霉了！……”
    “哦，哦。”他抬起一只手，苦笑着说，“你别这样写我们吧，我至少还给你提供
了某种方便吧……”
    “是的，”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正因为你给我提供了某种方便，我们就可以
想象：就在我们两个坐在这里的同时，全国正在悄悄进行多少象我们两个在这里做的事，
说的话！我们不会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右派分子，在各自的道
路上走了二十年，搞到后来居然会有差不多的遭遇和心情，在这里促膝谈心，如果不承
认这是历史造成的，又怎样去解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中国的空气在孕育着一场真正
的人民的运动。我们的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只有经过这场运动才能开始新生。”
    他深邃的眼睛突然警觉地盯着我问：
    “你准备好了吗？有……什么联系没有？”
    “没有。”我坦然地笑道，“能有什么联系？跟谁联系？这十几年来他们作的最大
努力不是改善人和人的关系，而是切断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交往。我甚至认为这是他们造
成的最大祸患。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善意、人道和义快气概全部破坏掉了，把人
变成了浪和狐狸。这样的道德状态，也只有在一次人民运动里才能净化，建立起新的人
与人的之间联系……所以你不用紧张，不用担心我现在和什么人有联系。你革命几十年
了，你和你的那些老战友有私人联系吗？能互相推心置腹吗？”
    “没有。”他承认，“都是‘人一走，茶就凉’！”他长叹一声，感慨地说，“也
别说没来往，来往是有的，可全是靠外调人员牵的线。我一些多年不知音讯的战友，倒
是通过外调人员的嘴才知道他们在哪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蓦地，一股悲凉的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向我们袭来。我们竟然生活在这样一片沙漠，
一片自身正在遭受摧残，而又摧残着我们，但我们却对其无能为力的沙漠之中。这时，
他家小院的墙外，一个人孤寂地唱起来：“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
谁……”我们静静地听着，仿佛要从歌词里得到什么启示。但什么启示都没有。在这个
时代，凡是能够大声唱出来或喊出来的声音，全是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
    沉默片刻，他才接着说：“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想的那个什么……不会有什么好
结果的。因为——”他向上竖起一个指头，“他还在……一切都别想改观。”
    “我明白。”我仰在沙发上，叹道，“可是周总理说过，‘人生难得几回搏’，现
在全部情势都决定我必须去‘搏’一下了。别人可以等待，我也愿意等待，但我连窝里
都蹲不住了，棍子快要捣进窝里来了，还怎么能等呢？他们要搞你这样的‘民主派’，
还要先糊几张大字报，发动一下群众，造成点声势；要搞我的话，这些表面文章都不用
做，光拿一副手铐来就行了。这十年来，我这种人是一直给你这种人当陪衬，又是打头
阵的。”
    “哼哼！”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这就叫‘先扫清外围’。”
    我也笑道：“也可以说是先搞垮你们的‘社会基础’！这十年间我非常荣幸地给很
多不同的人当过‘社会基础’。最早是‘刘邓司令部’的‘社会基础’，后来是‘五·
一六’的‘社会基础’，再后来是林彪孔老二的‘社会基础’。现在又循环回来了，是
‘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说仍然是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幸亏我的背已经锻炼得和乌
龟一样厚了，不然踩都被踩扁了。”
    提到“乌龟”，我心中一动，情不自禁地脸涨得绯红。恰好这时朱蜀君端着托盘进
来，招呼我们吃饭。她脸上有一种压抑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一片愁苦的阴影。一年前那
种欢快的气氛不见了，她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怕弄出声响，好象罗宗祺又要去坐牢似的。
其实，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发生，但是报纸、广播、各种宣传工具，
已经把毒气散布到每一个家庭里，使得男人郁郁不乐，女人提心吊胆。我食而不知其味
地吃着饺子，默默地想：我的决心是对的。
    吃完饭，朱蜀君收拾着桌子，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走就走，为什么非要离婚呢？
是她？……”
    “她很好！”我急忙打断她的话。我不能说她不好，并且也不愿意别人怀疑她有什
么不好之处。我寻字斟句地说：
    “有的夫妻离婚，是因为没有感情；有的夫妻离婚，却是因为感情太复杂了。也许，
即使我不走，我们俩也会离婚的。”我淡淡地一笑，接着说，“能够白首偕老的夫妻，
大概就是能够掌握适度的感情的夫妻吧！”
    门外，那个唱歌的男人又踅回来了，呜呜地唱着另一支什么“革命歌曲”。这真是
一个快乐的人！我想。
    朱蜀君以她女人特有的敏感，似乎理解了，没有再问下去。罗宗祺并不理解，但是
也没问。于是，空气凝固住了。我觉得这正好是我告辞的时间。
    “我走了，”我说。
    罗宗祺当即从藤椅里挣扎着站起身。他大概还没有从他的什么想象中走出来，心不
在焉，眼神恍惚。过了一会儿，他才仿佛很羞涩地伸出手，跟我握了一下。他的手心很
潮热，可能他真的害了病吧。
    “你走吧。”他说。
    走到门口，我回过头来和朱蜀君点点头，算作告别。她站在屋当中，依然是那样忧
心忡忡的，用目光送我出门。我在一瞥之间再次环顾了这间房子，这个曾经给予我友情
的家庭，这个我能够畅所欲言而不怕被检举的地方，从此以后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罗宗祺把我送出小院。外面，在一条平整的通道前面，是一排高大的白杨树，象卫
兵似地挺立着，银色的树皮隐隐地泛出了绿色。白杨树的那边，才是用碎石铺的公路。
我将沿着这条公路走向旷野。
    “老章，我把这个送给你吧。”罗宗祺看看四周没有什么人，突然想起来，解下腕
上的手表。“这块表走得还很准，你在外面一定很需要它。”
    我接过表。秒针急促地跑着，好象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捕它似的。这真是一个用得
着的东西，逃亡者的命运往往决定于一秒钟之间。我没有推辞，把它揣进我的怀里，跟
空白介绍信放在一起。
    “谢谢！”我说。
    他两手乱摇，咕哝着：“谢什么！……看来一切都要靠时间来解决了……要是有什
么事，可以写信来。”
    “好的，”我说，“如果我还能够写信的话。”
    我在碎石公路上步行了十几里，没有碰见一辆汽车，只有几辆大车和我迎面错过去。
赶车的把式晃着鞭子，弓着背，和海喜喜一样地沉郁。他们是去城里装砖的，车厢板上
落满红色的砖渣。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路的尽头：在蓝色的天空下的一个小黑点。那就是
喧嚣的城市，正在向人们猛烈开火的城市。先是用语言文字，紧接着就要用棍棒和枪弹。
北边，大路的尽头消失在荒漠之中，象一条河似的，分散成为许多支流，于是也就无所
谓哪是它的源头了。在大路两旁，还有一条条人踏出来的小道，向旷野里延伸。我走到
一条干涸的大渠上，就开始岔向去我们连队的小路了。
    草原已经被“学大寨”的人们破坏了。旷野上到处是一块块废弃的田地，上面覆盖
着厚厚的硝碱，象肮脏的雪原，象披麻戴孝的孤儿。虽然经过多少次风吹雨淋，但仍能
看到一条条如伤疤般的犁沟，横七竖八地划在旷野的肌肤上。自然和人同时受到鞭笞；
“学大寨”的结果是造出了更多的不毛之地，硝碱地上连一株草都不长。欢快的春风从
黄河岸边吹来，一下子跌落在这里呜咽，表示对草原的痛惜。啊，这就是我的田野！
    走过硝碱地，穿过干竭了的沼泽，是一片沙化了的草滩。一丛丛芨芨草的宿根周围
堆满细沙，并且风还不断地把沙子刮来，越积越厚，越积越高。于是，一个个绿色的生
命就窒息了、淹没了、死亡了。绿色在无可奈何地退却；生命在软弱无力地消失。春天
回到这里。但是她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所以这片黄色的土地上便没有春天。
    我走着。我走过硝碱地，走过沙化的旷野。我练就了一双惯于走流沙的脚。这双脚
生下来是又白又嫩的，任何鞋袜对它来说都太粗糙了，它只能悟在母亲的手掌之中。但
现在它已经习惯于赤裸裸地走过砾石，走过荆棘，走过发黑的沼泽，走过蜇人的硝碱
地……
    在硝碱地和旷野的那边，才是麦田。麦田的边缘，还可看到白色的硝碱，麦苗稀稀
拉拉的。这是生命和死亡对峙的地带，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再往里走，麦苗才显得
旺盛起来。田埂上长着苦苦菜的嫩芽，还有茸茸的青草；春天的土地不用浇灌也是湿润
的、柔软的。空气中有一股哀婉的绿色的气息。去年春天，也正是在这个季节，我回连
队走的也是这条路。当时的景色和这时竟毫无二致，仿佛这一年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一切都不还是我的幻觉，我的梦境。过去，在我面临突如其来的、不可理解的灾祸时，
我常常幻想，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能让我再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生活就好了。这样，
我就可以做得更聪明一些，躲过这场可以避免的灾祸，或是有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场
不可避免的灾祸。那么，现在，是不是还让时光倒流回去，倒流到去年这个时候呢？
    不！
    即使魔法能使我再从那时开始生活一次，我从这里走回连队以后，还是会象去年一
样向她求婚的。这一年，是我短暂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的预感告诉我，这一切都
不会再演一遍了。今后我不可能遭到这样的屈辱，经历这样的精神痛苦，但也从此不会
再有这样的快乐和这样的幸福。
    特定的感受在人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走着，迈着沉重的步子。
    我走回去。回去后就要离婚，这和我们必然会结婚一样，也是一个命定。
    啊！我的旷野，我的硝碱地，我的沙化了的田园，我的广阔的黄土高原，我即将和
你告别了！你也和她一样，曾经被人摧残，被人蹂躏，但又曾经脱得精光，心甘情愿地
躺在别人下面；你曾经对我不贞，曾经把我欺骗过，把我折磨过；你是一片干竭的沼泽，
我把多少汗水洒在你上面都留不下痕迹。你是这样的丑陋，恶劣，但又美丽得近乎神奇；
我诅咒你，但我又爱你；你这魔鬼般的土地和魔鬼般的女人，你吸干了我的汗水，我的
泪水，也吸干了我的爱情，从而，你也就化作了我的精灵。自此以后，我将没有一点爱
情能够给予别的土地和别的女人。
    我走着，不觉地掉下了最后的一滴眼泪，浸润进我脚下春天的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