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生活开始了。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萧乾走进陌生却又令人兴奋
的天地。
刚刚回到北京,萧乾感到家乡真正的温暖。熟悉的街市,熟悉的古城色彩,刹那间,
在新鲜的阳光下,显出从未有过的魅力。
我真正属于这里。踏上这块土地,萧乾仿佛把几年来国事家事带来的一切烦恼抛之
脑后。
和新进城的共产党干部在一起,萧乾没有感觉到歧视,相反,“革命不分前后”的
话语,听来是那么温柔亲切令人信服。他揣测,苏联斯大林三十年代肃反的血腥气,会
在这个国度避免,会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注意。政治学习会上,他阅读《毛泽东选集》,
看到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在若干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便感到一阵踏实。他想,他这
种从旧生活里走来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个过渡阶段,在党的宽容和自身的努力下,也许
会慢慢适应未曾经历的生活。
然而,他仍然不能完全抹去心上的自卑。曾经受到共产党人严厉的批评的人,无论
如何也不敢像别人一样坦然豁达。虽然他是以一个起义人员的身份走进解放区,也迎来
了开国大典。但他不敢自由地欢笑,不敢像过去一样,高昂着头。他担惊受怕,小心翼
翼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了不连累别人——更是为了不连累自己——他和国外的
一切朋友断绝了往来。福斯特、魏理……多少人询问他的下落,多少人盼望收到他的来
信,然而,他沉默了。他好像要让国外的所有人,都以为他已从这个世界消失。当年教
过他英语、劝他信教的四堂嫂,和他在胡同里常常碰面,可他不敢相认,不敢拜访。他
担心任何一点和外国人的联系,都足以使他或别人蒙受灾难。他不能忘记在英国所知道
的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事情。他似乎时刻存在一种危机感,一种预感,他真希望自己能平
安地、幸福地生活下去。
他开始发愤工作,愿意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的才能,能为新社会服务,
能用自己的笔,去写,去沤歌。他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一头扎进湖南农村,很快写出
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东方大地正在出现的
革命。他不甘于低缩着头,不甘于寂寞,他深信自己能干下去,为人们熟知。他有一种
内在的强烈愿望,尽快改变被人不信任的处境。
1951年3月旧,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y上发表了。毛泽东非常
重视这篇通讯,第二天,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郑重地推荐萧乾的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信中说:“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
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
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几天之内,萧乾的名字随着报纸、广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又出现。他开始感到面
前出现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那个春无乌的歌唱,格外动听,阳光,格外明媚。
他是真诚地拥抱新的社会。中国在变,北京在变,他贪婪地呼吸新的空气,在他的
眼中,种种新的面貌,都是那么动人,那么富有意味。
漫步北京街头,他感觉到普通民众心中的欢欣,为这种欢欣,他自豪。《红毛长谈》
里的梦想,他简直认为很快就要变为现实。
他要沤歌新的变化,新的北京。他甚至毫不虚饰地表白:我骄傲做毛泽东时代的北
京人。
那支曾经讽刺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笔,如今,化作一阵温柔,一阵甜美,颂扬他所见
到的新北京,抒发他所变化了的情怀:
北京变了,变得使这两年没回来的人不认得了。城楼没搬家,金鳌玉
栋的大石桥也还是那么陡。但是北京从骨髓里变了。由大家伙儿伺候几个
人的北京,变成大家伙儿当家作主的北京了。由百向过去,靠名胜古迹糊
口的北京,变成面向未来,创造幸福繁荣的指挥台。飘在北京上空的是人
民胜利的旗帜。
封建的毒瘤挖出去后,北京的脉络活了。于是,北京那满是皱纹的脸
也就丰润了起来。
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权,这奇迹般的蜕变才有可能;只有在面向
大众,面向未来的共产党的政策下,一座古城才能够这么彻底翻身。根据
两年来的辉煌变化,来推想二十年后的变化,我骄傲作毛泽东时代的北京
人。
二
新的爱情随着新的生活来到。萧乾1954年和文洁若结婚,在北京一所简陋宿舍里举
行了俭朴的婚礼。
没有早年婚姻爱情生活中的浪漫。这一次爱情,来得平静,舒缓。汩汩流淌的溪水,
却比过去更深地潜入他的心灵。”
文洁若在认识萧乾之前,就是《梦之谷》的读者,但她的大学生活,从没有做过爱
情之梦。在书本和学业之间她的青春慢慢逝去,直到二十多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
萧乾的出现,才唤醒了她心底的情感。
她被萧乾的学识和才华吸引住了。从来没有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异性,能像已经步
入中年的萧乾那样,让她感到情感的魅力。她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紧紧拴在一起。
然而,周围的议论和善意劝告,曾使她一度犹豫。有人劝说她,萧乾是个离过三次
婚的人,在感情上不会可靠。文洁若,第一次寻找到爱情的女性,她却凭自己的感觉和
感情,最终作出出乎人们意外的选择。她确信自己的判断,她从和萧乾的接触中,只是
感受到他的诚恳和坦率。他对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私生活,承认自己曾经遗弃过一个人,
但后来又两度被人遗弃。他认识到,婚姻的不稳定,会是生命的极大浪费。
走过曲折弯路的人,更希望永远走在平坦宽敞的大道上。年纪的增长,也许会减少
青年时的冲动轻率。
文洁若毫不怀疑萧乾坦率。其实,她已经无法摆脱自己感情的控制,她,走进他的
生活。
萧乾和文洁若走进剧场,观看话剧演出。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
于实现了。”萧乾看看身旁的文洁若,颇有同样的感触。她没有娇美的容貌,也没有浪
漫的气质,但屡经婚姻折磨的他,却从她的身上感到一种踏实,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定感。
他太需要了!
他不禁握住文洁若的手,轻轻地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
家啦!”
他的确需要一个稳定的家。颠沛多年,几度结婚,家却很少稳定过,在满世界飘荡,
在战争与情感冲突的多重压力下,很少享受过家的恬静,而这,对于一个孤儿出身的人
来说,是多么的珍贵。
现在,他又向未来放出自己彩色的希冀,这个新的家,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许多年后,文洁若会用这样的语言,概括她和他的结合,就像对未来的孩子们,讲
叙一个童话:
“一个性格很腼腆、从没见过世面、更没同异性交往过的姑娘,偶然碰上一个走南
闯北,饱经世故的江湖客。关于他,又有种种骇人的传闻。然而姑娘还是身不由己地跨
上他那匹马,跟他奔驰而去。一路上趟急流,爬危岩,多少次都险些丧命。经过漫长的
煎熬,终于踏上一块绿色的平地。”
日子平静地流逝。尽管、年夏一年的各种运动,曾使萧乾隐隐感到过几丝不安,但
那毕竟是他人的事情,对他没有直接压力,他可以在新筑建的避风港里,求得自己的宁
静。他一日不敢忘怀,得用努力的工作,减轻昔日的精神负担。他看到曾被自己指责过
的郭沫若,如今身居高位,不免总有一些惶惑,害怕不期而至的压力。幸好,这只是他
的多疑,眼前的风,平稳而轻柔。
萧乾似乎一帆风顺。反映土地改革的特写《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十余种外文出版。
1952年,又从新闻界转至文学界任中国作协《译文》杂志编委。1956年,到《人民日报》
任副总编辑的杨刚,又聘他为文艺版的顾问,同时,中国作协又任命他为《文艺报》副
主编。
他的脚下没有荆棘,只有鲜花。
在1955年因胡风问题而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他所熟悉的许多人,跌入了逆境,可他
安然无恙。审干后给他的结论,不仅没有丝毫阴云,反而是一缕阳光,令他彻夜难眠。
这份结论,提到了1948年他参加筹办《新路》杂志的事情,这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
每当一个新的运动开始时,他都会本能地产生忧虑。
这次的结论,让他放下了最大的思想包袱:
“《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一九四八年所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
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他激动了,由衷地认为“审干”多么伟大。他毫不迟疑地在结论后面签上名字,并
表示要以今后的努力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三
带着这样的真诚,他走进1957年。
带着这样的真诚,他走进了中南海。
这是3月,北京初春时节,春天尚未露出暖意。
自第一次文代会之后,这是萧乾第一次来到这里。
头一天,他接到通知,来听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整风的动
员报告。他庄重地穿上陪外宾时订做的蓝呢制服,颇感到一种神气和满足。坐在共产党
人中间,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浓浓春意扑面而来。
回到家中,萧乾兴奋地向文洁若转述听到的一切。他对她说,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士
帮助共产党整风,要大家抛掉一切精神负担,坦率地无拘束地给党提意见,并且保证绝
不报复。
阳光闪烁,晃动,叠印出一幅幅美妙的画面,那是他许久许久没有欣赏过的图画。
他甚至品尝到春风的醉意。步履如此轻快,笑也如此开怀。
萧乾履行起《文艺报》副主编的职责。几位主编中,只有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不
知何故,其他几位主编相继外出或休假,他在党员干部的鼓励之下,第一次独立担负起
领导工作,由他负责起整风期间的《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
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一改《文艺报》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
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
他相信一切都是真诚的,无论是集体,抑或个人。他没有存丝毫戒心相反,他会把
片刻间闪现出的犹豫和疑惑,看成是可耻的可卑的阴暗心理。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
以另一种形式,来表达对新中国的爱,对共产党的拥护。
一天比一天热闹的鸣放,使萧乾感受到一种许久没有享受到的空气,突然在身边弥
漫开来。仿佛一夜之间,他那紧闭的思想,启开了一扇扇窗户,跑出来五光十色的思绪。
潜藏在他心底的东西,毕竟没有消亡,居然被一阵春风刮起,重又在他面前炫耀其
魅力。
独立思考!四个几乎已经淡忘的字眼,出现在他的笔下: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
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辩证唯物主义。
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任、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
成营养,一定反而还会闹消化不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
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
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写出这样的话,他自己也会感到吃惊。其实,它们一直蕴含在他的思维之中,只是
几年来从来没有睁开眼睛看它们。如今,他愿意独立思考,重新审视周围的生活。
他不明白,这个革命的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历次运动的做法,居然逐渐形成
了一种可怕的“革命世故”:人们相互之间存在一种戒备心态;对人不即不离,发言不
痛不痒,下笔先看行情,人云亦云,缺乏独创性。
这不是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当年在上海,杨刚为他描绘的社会。他直觉到,
共产党要发展,就应像现在一样,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割掉社会肌体上的病瘤。
一篇重要的鸣放文章形成了,这是萧乾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写下的对社会的反思:
《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它如此重要,几乎就是它改变了萧乾的后半生历程。
民主、自由,许久不再谈及的字眼,在那个春意融融的5月的夜晚,出现在萧乾的
笔下,此时,妻子和孩子已经安睡,且带着无忧无虑的甜意。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
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
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
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
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个考验面前早就
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
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
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
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
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
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
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
“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地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
护宪法的名义下,于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
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
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
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写出这些话,萧乾将它送给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相信,大度的党,
会倾听一位真诚的知识分子的声音,他相信,这个夜晚的春意,永远不会散去。
然而,他不知道,就在他挥笔写出这篇文章的那个夜晚前后,少数人已经知道上层
内幕,得悉整风将“转向”,对“右派”的反击即将开始。
萧乾没有这种政治敏感,只有文洁若凭着谨慎的性情,才劝说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
让他从《人民日报》抽回来。萧乾听从她的劝告,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晚上,总编辑邓拓亲自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萧乾的文章是从拥护共产党出发,对党
的整风有益处,劝萧乾不要抽回。
萧乾同意了。6月1日,《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仅仅一
周后,《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就陡然将萧乾的热望,掷人了寒心的冰窟。
他有一种被捉弄的感觉,他更有也许永远也说不清的困惑。春天来得何等快,何等
温暖,可他永远也难以明白,它又为什么去得那么快,那么遥远。
四
萧乾低垂着头,一度出现的舒畅和兴奋,顷刻间沓无踪影。他坐在文联大楼的会议
室里,接受人们对他的严厉批判。
初始的凉讶、惶然,渐渐被对现实的默认而取代。他重又变得自卑,任由精神压力
把自己铸造成现在这副模样。没有自如的言谈,更没有微笑,目光无形中染上灰色。灰
色,是忧郁,是失望,也是痛苦。
批判会是无情的。人们对他的历史,特别是1948年前后的言行,进行激烈的鞭挞。
甚至他在生活上经历的风风雨雨,也作为道德的善恶来肆意展示、贬斥。
萧乾不再是“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是为新生活的阳光和鲜花簇拥着的幸
运儿。他一直想忘却,想抛掉的历史陈迹,重又凝成浓重的阴云,笼罩在1957年的夏日
中他的身影,将他几年来的努力,几年来的良好企望,全然化为碎片。
《人民日报》刊发出消息:作协连日举行大会深入揭发,萧乾是帝国主义的忠顺奴
才。
上边列举的这些文章以及萧乾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言论是萧乾在
1946年到1948年发表的,当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统治着大半个中
国,萧乾就成了为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急先锋。但是1948年
前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蒋介石小朝廷已经面临
总崩溃的前夕,萧乾这个善于见风使舵的洋奴政客,就打出了所谓“自由
主义”、“中间路线”的旗帜,企图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辟“新路”。萧
乾当时在国民党支持之下,同钱昌照等在北平组织了“中国政治经济研究
会”,并出版了机关刊物《新路》,贩运他从美英抄来的改良主义的大杂
拌。在“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的“三十二条纲领”以及萧乾这个时期为
《大公报》所写的一些社评中,他都大谈“自由”、“民主”、“和平”、
“进步”,企图以此来代替国民党围剿人民的炮弹,缓和人民革命的锋芒,
阻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萧乾在全国解放前夕披上作家、记者
的外衣,伪装向人民“忏悔”而混入了革命队伍。解放以来,共产党对萧
乾不咎既往,分配他担任《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文艺报》副总编辑等
要职,并给他以充分进行自我改造的机会,但是萧乾除了穿上了朴素的人
民服装以外,思想立场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一贯伺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仍然藐视中国人民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
严厉无情的批判,萧乾感到委屈,感到难以接受。更痛心的是,看到过去曾经了解
他、帮助他的友人,也出现在批判会上,各自用不同的语调,怀着不同的心情批判他。
世界为什么如此旋转?人与人,为什么顷刻之间,会让难以捉摸的邪恶,改变本来
的善良和真诚?只是到这个时候,在自己也受到误解、打击的时候,萧乾才深切地去理
解在他之前已经跌入逆境的那些文坛同仁的复杂心情。而那时,他作为一个局外人,还
在平静地陶醉于阳光的抚摸。
如今,他面对人们歧视的目光,无言以对。他在想,隐隐作痛的心灵,惟存沉默,
才是一种安慰。
这时,中南海紫光阁的一次会议,突然又使他看到一缕阳光
文化界人士走进这里,听取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已经被点名批判的萧乾,忐忑不安
地走进人群里。旧时的朋友,一个个有意识地躲避他,甚或有人投以冷漠、蔑视的目光。
萧乾不敢抬头,自己找了个角落悄悄坐下。这时,巴金走来了,他不怕有牵连,热
情和萧乾谈话,坚持要和萧乾坐在一起。他开导着,安慰着,这是萧乾多少天来感受到
的唯一一次春风的吹拂。巴金的话,温和,充满友情、兄长般的鼓励:“你不要这么抬
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说着话,周恩来走进来了。他问起巴金来了没有,亲热地请巴金到前面去坐。萧
乾低声让巴金快去。巴金这才缓缓站起,临走时,又弯下身再一次对萧乾说:“要虚心,
要冷静……”
萧乾点点头,默默地接受了友谊的慰籍。
周恩来的讲话,也让他感到一种安慰。周恩来还特地把他和另一位也被点名批判过
的吴祖光叫起来,称他们为同志,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丧气。
萧乾几乎冷却的心奇怪地又滋生出欣喜,回到家里,他兴奋地向文洁若讲叙听到见
到的一切,似乎风暴已经过去,荆棘会一夜之间变为花丛。
萧乾的欣喜是短暂的。紫光阁的会议,并没有丝毫改变他的命运。
批判继续召开,且一次比一次厉害。
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文洁若卷进了漩涡。从未经历过政治波动的女性,却表现出胜
过萧乾的冷静、坚毅。她没有慌乱和胆怯,相反,用她的镇静,给曾经感到紧张且有些
惊慌失措的萧乾,注进一股面对挫折的勇气。
这时文洁若已经怀孕,这将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突然一天她感觉到胎儿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大夫们也听不到胎音。胎儿夭折在风暴袭来之时。
她本想借体病假,躲过参加批判萧乾的大会。可是,这微小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单
位通知她不能逃会,且派专人陪她到会。
或许,最初她会感到气愤,一个女性居然失去了最基本的权利,没有最起码的温暖。
但是,每当看到丈夫日渐消瘦的面庞,看到他疲惫不堪的倦意,她又感到此刻最应挺起
自己的腰杆,伸出纤小却坚定有力的手,扶着他走过目前这段最艰难的路程。她最了解
他,虽然他浪迹天涯多年,却缺乏一个男子汉固有的冷静和从容,有时甚至天真得如同
一个孩子。浪漫时,一帆风顺时,他会神气而骄傲地展开翅膀飞翔,让浑身的才华,闪
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一旦遇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他又可能刹那间失却信心,智
慧和才情也会变成一片空白。
他需要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她。她没有忘记,那个晚上在剧场里他的感慨:
“我找到家了!”她不能忘记,她有责任让萧乾感到一个妻子的支持,让他感到温暖。
于是,文洁若开始抱着病躯,每次坚持陪着萧乾,从家里走上一段路到文联大楼,
参加由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会。9月29日晚上九点,死婴引产下来。文洁若显得异常平
静,没有流泪,没有呼喊,她默默地将悲哀和痛苦咽下,她不愿让自己的痛苦,增加萧
乾精神上的负担。好像为了安慰自己,或者是对生活讽刺,他们给死婴——他们的第三
个孩子——起了一名字:萧槿。
《辞海》上这样表述模麻:一年生草本,根系强大。短日性,喜温暖,需水较多,
适应性强。
是讽刺吗?温暖、水分、适应性强……
五
反右风暴渐渐进尾声,萧乾成了“右派分子”。又一份政治结论交到他的手中,和
1955年审干时完全不同,这份结论意味着他被摈弃在人民的行列之外。同样是谈到《新
路》,定论的性质却截然相反。这份刊物不仅不是进步刊物,而且成了“国民党四大家
族的喉舌”,本来是接受地下党劝告不再参加编辑工作的萧乾,也堂而皇之地被定性为
“骨干”。历史旧帐与鸣放中的“出格”,交织成难以摆脱的网,套住了萧乾的命运,
尽管他曾经存在着侥幸心理。
火车停在站台上,萧乾将离开北京,到唐山一个农场参加了劳动改造,那里是北京
文化界“右派分子”集中监督改造的地方。
“押送”他的干部,悠闲地靠在车上,哼着小调。萧乾不会有丝毫类似的轻松。他
把脸贴着窗户,四月的北京,风是凉的,玻璃的寒意,冷却着他的脸。望着窗外送行的
妻子和孩子,心沉重得难以托起。
文洁若抱着孩子,显得同往常一样平静,她和萧乾,都不知道此次下放劳动何日才
能回京,更无法预料,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在今后的生活里,究竟会有什么的遭
际。但是,有一点她可以肯定,即然命运已经把她与萧乾连在一起,她就该无怨言地和
他走向远方。
萧乾对窗外挥挥手,让她们离去。和前些日子相比,他要镇静得多。一番风雨,他
已经熄灭了对文学、对事业的热望,更不愿意再在任何可能显露思想和才情的领域,张
开翅膀飞翔。他只想生活得踏踏实实,即使没有荣耀,没有一朵朵美丽的浪花。人生走
到现在,何曾还存奢望?有一个家,不再受惊涛骇浪般的冲击,就是他的满足。
他记住了临行前妻子对她讲出的一番话:“倘若你偷了谁,摸了谁,或者干了叛党
叛国的事,我一定亲手把你绑到法院去。如今,你是写了不会时宜的文章,发了不合时
宜的文章,吐出了肺腑之言。你有错误,但你不是罪人,更不是敌人。你放心去吧,家
里有我。”
火车驶出北京城,空荡的天空间,飘着夜色。萧乾心里没有灰暗,亲人的温馨,故
乡北京的暖意,似几束晃动的光亮,珍留在他的心底,陪伴他走向陌生的生活。
他没有意识到,心里不灭的,还有对春天永久的依恋。他既然咬紧牙关,没有失去
生存的信念,随命运走向远方,那么,潜藏的依恋,一旦重获阳光的抚慰,又将使他对
生活发出几声由衷的畅快的礼赞。尽管这样的日子,是否会来,是否遥远,他无法预料
到,尽管他此时不能确定,自己的生命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终点。
他记不清一生来有多少次乘坐火车离开北京,但第一次的情景却永远清晰如昨日。
三十年前,刚刚十八岁,为逃避国民党警察的逮捕,他匆匆乘上南下的列车,到南国海
滨去开始一个孤儿的流浪,从此浪迹天涯。
如今,他又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没有青春浪漫,没有年轻人特有的对未来的想象。
心境变得恬淡,也更加沉稳成熟。那时,离开北京,如同一只断线风筝,随四处的风飘
荡。现在,他的家在北京,他的寄托和未来的希望,都在北京。他不再会失落孤独如游
子,在那不知所在的劳动改造的地方,他也能感应北京亲人的呼唤。
列车离开的是起点。起点,也是终点。
列车总是有一天会开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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