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到了！
    萧乾兴奋地在甲板上张望黄浦江。浪迹英伦七年，故国的气息又扑面而来。
    正是南方梅雨季节，潮湿裹着上海。云，凝重的空气，令人郁闷。青翠的树丛，仿
佛在压抑下喘息，断然没有迷人的春意。阔别的上海，就这样来到面前。
    自1937年底被《大公报》解雇开始战乱流亡，他将近九年没有到过上海，上次离开
这里的情景，他终生难忘。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正隆，他和妻子“小树叶”躲在船舱里，
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炮声中逃亡。
    九年过去，从昆明到香港，再到伦敦，远离祖国的孤独寂寞，爱情婚姻生活的风波，
跌宕起伏，使萧乾多了几分忧郁和深沉。浪漫和朝气，渐渐淡去。
    如今，站在甲板上，他不由陡生感慨。江水依旧，外滩依旧，但物是人非。当年在
香港因他而卷起的那阵风，早已将“小树叶”吹向远方，那些快乐与苦恼交揉一起的日
子，对于他，己成为一段终结的历史。
    现在，站在身旁的是格温，她已决定和萧乾结婚，离开英国，跟随他来中国生活。
在英国，格温的出现，曾使萧乾获得情感上的慰藉。他希望这一次婚姻，会带来安定和
谐。
    欧洲的战事已经结束，开始了经济重建，从那里归来，萧乾对祖国的重建，同样充
满希望。然而，回国途中，得知国内又爆发了内战。心底又感觉到袭人的寒意。
    交织着希望和失望、热情和悲凉，萧乾踏上熟悉而亲切的土地。他继续留在《大公
报》工作，不仅负责“文艺”副刊，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社论撰稿人之一。同时，
他还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
    他完全有资格踌躇满志。他的知识结构、人生经验、生花妙笔，早已使他成为人们
熟知的人物。从欧洲归来，他不再像九年之前，只局限于艺术天地里编织文学的梦，笔
触也不仅停留在中国的山水之间。在英国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接触，在剑桥大学的读
书生涯，使他有信心在更大的领域里施展身手。
    如果给他一块所需要的土壤，任他随意播撒种子，那么，秋天，会有丰富多采的收
获。也许，他有过这样的梦想，一个在欧洲土地上萌发的梦想。他要回到祖国，是因为
永远割不断的情感，也因为他抱有一个梦想。
    中国已经贫穷了许多年，它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繁荣强大，有英国美国一样的民主
自由制度。在国外，他更深切感受到，祖国对游子意味着什么。时间愈久，这种感受愈
加强烈。
    萧乾很快失望了。旷日持久的内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把他曾有的梦想，
化为乌有。深夜，不期而至的警察搜查，又时常使他和格温感到一阵恐怖，一种在英国
从未经历过的恐怖。
    他不愿意沉默，任由复杂的心情来驱动手中的笔，呼吁结束内战（他知道这一点：
战争意味着死亡），鞭挞国民党实施的反民主无法制的政策。
    《红毛长谈》专栏文章就这样出现在《大公报》上。
    萧乾心底笼着特务统治的阴影，他不愿剑拔弩张地大声疾呼。他有天生的讽刺幽默
感，英国七年，那个以幽默而著称的民族，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他决定用一种独特的幽
默方式，来讽刺批判他所憎恶的现状。萧乾不署本名，伪托“塔塔木林”，以半文半白
似通非通的文字，虚拟一位洋人对中国现实的观感。他采用“塔塔夫妇”漫游中国的方
式，时空交叉，表现出对中国现状的焦虑、愤慨。
    他写着，文字似乎冷静超脱，背后却深含着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他过去从未写
过的文字：
    　　窃塔塔木林不见报方两周，竟累得各方读者探问安全，有的甚至要开
    追悼会。惟言登记手续不易办，言语间似有请死者代为接洽疏通之意。余
    感激涕零之余，深惊异中国朋友下结论之迅速而一致。以为人一不见，非
    死于非命，即被绑架，未免对世事太悲观矣。此种古怪心理，即在独裁统
    治下之爱沙尼亚亦未见也。莫非苦战八年之中国人，犹生活于抖擞战栗中
    耶？夫“抖擞”精神可，而“战栗”心魂则不可。为巩固贵国治安（盖治
    安乃政府之根基），坚定人民之忠贞（人民忠贞为政府之靠山），余恳劝
    中国老幼国民，毅然决然放弃此种恐怖心理，庶中国不再有恐怖事件发生。
    夫祸患大半产生于脑中。（未审诸君同意否？）
    萧乾依然爱勾画梦想，那是他理想中的中国。
    塔塔木林梦见二十年后——1966年重游中国，看到中国已经换了模样：中国官民关
系已经由阎王小鬼，改为平等地位村村镇镇通了柏油路，县县通了火车，中国自己制造
的飞机，由中国人驾驶翱翔在天空，全国没有文盲，没有乞丐，没有贫困，人们一样富
有；新闻绝对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塔塔木林的梦只能是破碎的。萧乾深知，在上海，连做这样的梦，也是不允许的。
    　　夫妇正在争辩是梦是真之际，窗纸上倏地出现一魑魅黑影。似是戎装
    携枪者。黑影以枪柄在窗棂上重重敲了一下，厉声警告说：“喂喂，混帐，
    不许做梦！”权威地咳嗽一声，就又移步走过去了。
    　　塔塔躺在床上，做了这场大梦，实在已疲倦极了。他伸手拉开窗帘，
    一看桌边日历，上面写着‘1946年12月10日，星期二’，门缝底下，开电
    梯的早已塞进一叠报纸来。报纸外面已阴湿了，他本能地呢喃着：“唉，
    霉雨的上海！”
    这样一段话，结束了《红毛长谈》，结束了塔塔木林的梦，也结束了萧乾回国的热
望。不到一年间，他就蒙上了阴雨绵绵似的忧郁，破碎的是梦，是他的心境。
    梦尽管破碎，心境尽管感伤，萧乾没有陷入无言之中。
    在英国七年，萧乾常常出现在各种讲坛前，亲自体验了英国政体下自由发表各种见
解的生活。更令他难忘的是，即使在战争特殊时期，英国政府也不能限制新闻舆论的独
立性，更不约束个人的直抒己见。各种因素，形成一种惯性，将他推回国内。这惯性，
又将他推进政治和文艺的漩涡之中。
    谁也无法断定，这惯性是福还是祸。
    1947年的“五四”来到，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他依然描述自己的梦想，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民主。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粹就是
民主，并以“民主”这一原则来评说中国文坛：
    　　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
    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
    风不同者的存在。民主的自由有其限度，文学的自由也有其限度。以内容
    说，战前亲日战后亲法西斯的作品也应该摈弃，提倡吸毒或歌颂内战的也
    不应容纳。但在“法定”范围内，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由，批
    评家不宜横加侵犯。这是说，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
    在的观念，而在文艺欣赏上，应学习民主的雅量。
    这又是上海潮湿的季节。出生不久的孩子，无休止地啼哭，扰乱他的心绪。孩子降
临在不该诞生的时候，战争、恐怖、物价飞涨。混乱的日子，压抑的气氛。
    对自己所了解的社会他该说什么呢？除了感叹，还是感叹。对文坛，又该说什么呢？
他实在太简单，不能明白许多事情背后复杂的因素。他只是借着欧行归来的惯性，凭着
他的真诚和对梦想的执著，而对他看不惯的现象品头论足。他不知道，他会一脚踏上不
平静的地面，闯进不该涉足的地方，甚至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与左翼力量相对立派别的
代表人物。
    这当然只能是后来者的评说。
    此时，笔底涌出的只是辛辣议论。从回到上海至今，他先后看到左翼文艺界为郭沫
若等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这是与“五四”精神相违背的。
    他的语言俏皮活泼，同样带上了刻薄和偏激：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
    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
    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
    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
    暮气。肖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
    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
    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
    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
    走。
    萧乾撰写的这篇社论，5月5日发表在《大公报》上，不啻往上海文坛投进一枚炸弹。
他毫不掩饰地批评左翼文艺界为郭沫若祝寿，他不知道这恰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种需
要。他的爽直，他的轻率，令世人吃惊，也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在自己选定的路上，他继续走下去。半年之后，他撰写的另一篇社论，更加系统地
阐述他的政治观念。也许，正是这篇社论，才意味着他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作家、记
者，而成为社会政治活动者。
    1948年1月8日的《大公报》，吸引着各种政治派别、不同阶层的人们。社论：《自
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人们把它看作某一种政治力量的宣言。
    尽管社评经过修改，是代表报社的态度，但也可以看作萧乾的一种政治观念：
    　　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
    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门不注的赌客。自由主义者是一
    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
    信念都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
    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政府与共党，美
    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
    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
    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
    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
    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造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
    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
    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萧乾阐明所谓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念有五条：
    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
    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
    三、以大多数的幸福为前提；
    四、造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
    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萧乾又在中国政治中掷下一枚炸弹！随后，他又和钱昌照、吴景超等人一起筹备成
立中国社会经济学会，准备参加编辑新创刊的《新路》杂志。很快，他招致来的反驳和
批判，使他陷入一时的困惑和痛苦之中。
二
    再一次的婚变突然来临了！
    萧乾没有想到刚刚建立的家庭会顷刻之间破裂成碎片。孩子刚刚几个月，安定和谐
的愿望刚刚过去两年！
    他说他恨破坏自己幸福的那个“歹人”，他也深深理解格温。他知道，格温离他而
去，不仅仅因为某种突发事件，也因为在英国生活成长起来的她，根本不适应这里的一
切。未到中国之前，她曾根据古典作品，想象东方一个文明的古国多么朴实、恬静。而
来到这里，种种黑暗、恐怖，使她失望，使她时时感到恐惧。
    她必须离开他，必须离开上海。
    格温走了，留下啼哭的孩子伴随萧乾。虽然萧乾很快又一次安家，但与格温的破裂，
毕竟使他的心上，又留下深深伤痕。
    他不能不感到情感的压抑。命运为何老是如此戏弄自己，总是把自己搁置在人们议
论纷纷的漩涡中心。？
    还不等萧乾完全摆脱婚变带来的痛苦，对他的社论展开批判的文章，便接踵而至。
后来，当他明白整个历史、政治背景后，才知道为自己惹下多么大的祸难。
    对萧乾的批判，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在香港发起的。
    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士”？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
的言论》，他写到：
    　　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
    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
    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然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
    企图仍是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
    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
    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
    ……《大公报》这回的社论固然写得十分文雅，但拆穿了说，无非是代替
    他的主人来施行这种无耻的宣传战术而已。因为已无法再在人民心目中重
    建对反动旧势力的幻想，就只好着眼于动摇人民对新势力的信心这一方面
    来做文章了。
    另一篇由郭沫若写的文章，直接点出萧乾的名字。在这篇题为《斥反动文艺》的文
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为萧乾、以及同一观点的朱光潜、沈从文画像，他以诗人特
有的激情和厌恶情绪，捕捉到几个概括性的字眼：红、黄、蓝、白、黑。
    “黑”即是指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
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
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
部份人是受他麻醉着了。”
    萧乾懵了！没有想到招致如此猛烈的批判，如此无情的反驳！他不理解，为什么非
要把自己和所憎恶的国民党政权那里联系。他觉得委屈，自己的梦想无非是抛弃国民党
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建立民主的社会。他自信，他对祖国的爱是真诚的，自己的血是通
红的。决不是郭沫若所责骂的“黑”。他甚至想，难道对祝寿风气的批评，把郭沫若开
罪了？
    他还是没有按照左翼力量的思路，去认识自己的问题，去分析中国的政治。这也许
就是文人参政的悲哀！
    看着郭沫若的文章，他不由想起十几年前在“京派沙龙”的情景。那时，在朱光潜
的客厅里，刚刚走进文坛的他，和沈从文，起来到这里，承受艺术的洗礼，墙上蒙娜·
丽莎的微笑，该是多么迷人，多么令人留恋。那时，人们平静地、活跃地讨论艺术，从
他们那里，他感受到终生难忘的艺术魅力。
    永远只谈艺术那该多么美妙、多么平静！
    可是，政治如今又将他们三人紧紧连在一起，令人厌恶的字眼，一起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不会再平静，因为他们选择了永远不会平静的政治。许多年后，也许他们会意
识到，他们原本适宜从事艺术，即使过问政治，也应该懂得政治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
性，远远甚过文学人物的复杂性。
    1948年春天的萧乾，还没有悟出这一点。他只感到一种被误会了的隐痛。
    他又一次伪拟外国人来写文章，只是此刻没有《红毛长谈》中的幽默讽刺，而是他
自己感受最深切的痛苦，他也希望人们会同样理解他的这一痛苦。
    他假托二次大战后自杀的捷克外长玛萨里克写遗书，《拟J·玛萨里克遗书》。玛
萨里克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但因对政治前景绝望而自杀。
    萧乾坦露心迹，陈述苦衷：
    　　一个人不适于离开本土过久。随着贝总统流亡在伦敦的那些年，我虽
    然自信代表的是捷克人民的利益，与那七八年前的捷克，我终于还是脱了
    节。我不知道那期间的仇恨是怎样滋长的，一直到了不共戴天日地。那时，
    做着民主国家永远联盟下去的好梦的，何止我自己？多少贤达不曾往还欧
    洲首都奔走吗？谁不珍惜人民的血？谁不认为苦战了十年的世界需要一点
    休息？谁愿意把世界分为两个，让弗朗哥之流还尸复活？司徒森·戴成思
    和斯大林不是始终表示世界可以兼容并蓄吗？而从美国施行新政以后，人
    类生活的社会主义化是已成为定局的了，资本主义早就挂了白旗。及至我
    由旧金山开会回来，便逢到英国保守党的空前惨败，我为欧洲的进步、光
    明是抱了怎样的热望啊！和多少人一样，我是痴想着欧洲可以来一场不流
    血的革命。
    萧乾提到的英国保守党的空前惨败，是指二次大战后丘吉尔大选的失败。一个历史
功臣，却因为施政方针不为民众欢迎，就一夜之间被选掉。他多么向往这种选举，认为
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当时在英国，他就曾兴奋地把这消息报道回国内，为此大发议论。
现在他仍不觉得这有什么错误。
    然而，对严厉的指责，他无法保持沉默。他的性格尽管不是刚强豪爽之类，但从小
开始的孤儿生涯，又使他深藏着一种执拗。他不愿轻易地认输。借玛萨里克之口，他说：
    　　对于左右我愿同时尽一句逆耳忠言。纵使发泄了一时的私怨，恐怖性
    的谣言攻势，即使成功了，还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那顶多造成的是狰狞可
    怕，作用是令人存了戒心。为了不替说谎者实证，为了对自己忠实，为了
    争一点人的骨气，被攻击的人也不会抹头就跑的。你们代表的不是科学精
    神吗？你们不是站在正义那面吗？还有比那个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吗？今
    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则，从长远说，
    还值得保持。
    “遗书”即将写完，萧乾也仿佛生命快走完历程。人们也许会慢慢明白他的心迹，
也许永远误解他、指责他。他不会再说什么。好像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历史的未来不
属于自己，他，注定会被人们遗忘，为时代遗忘。但是，尽管可能选择了不该选择的梦
想，他最初的愿望却是善良的，是为了他所钟爱的祖国和人民，因为他的生命属于这里。
    他深沉地写出这样的话，作为“遗书”的结束，作为对历史的告别：
    　　桌钟嘀嗒嘀嗒着，时间已晏了。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但广场的钟，
    沉痛地响了。夜空浮动着远地的舞乐，让青年们能享受时先享受吧！小时
    候，我夹了书包不知走过那座钟多少越。它看见过奥匈殖民地的捷克，它
    看见过慕尼黑前后的捷克，经过八年的沦陷，它也看见了新的捷克，也看
    见了一个捷克人的死。然而它始终是叮当当当，当叮叮叮地敲着。愿祖国
    捷克和时间一样永恒。祝福捷克人民。
三
    迟疑，彷徨，梅雨天的潮湿一般裹着萧乾。路纵横交叉，他不知道如何迈出决定未
来命运的一步。
    春天，他接受了复旦大学地下党学生的劝告，辞去了《新路》的编辑工作。但心中
的困惑仍然难以消散。
    杨刚出现在他的面前。
    1948年6月，在美国采访、留学数年的杨刚，回到了上海。
    上一次与杨刚的重逢，是在1946年。那时萧乾去美国采访联台国成立大会，在旧金
山，他们交谈得很多很深。他曾从杨刚无意中流露的叹息，感受到这位他一直敬重的老
大姐，豪爽刚强、忘我工作、充满理想的背后，也有着对生活的感慨，且带几丝忧郁。
    自1929年和杨刚在燕京大学结识以来，萧乾一直把她作为知心朋友，从她那里得到
帮助。他早就知道她是一名共产党人，她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曾使他看到自己的
懦弱和胆怯。但是，他也从不接受她的建议，去认真读革命理论的书，而是坚持作一个
不带地图的旅人，去摸索着走人生道路。
    此刻，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杨刚向他伸出友谊的手。杨刚作为《大公报》里的共
产党领导者，批评他草率、偏颇，劝他认真接受共产党人的批评，并告诉他，共产党人
所为之奋斗的，是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把祖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这不正是
他的梦想吗？……
    萧乾接受了杨刚的意见，决定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大公报》起义筹备工作。
如此迅疾的转变，连他自己也未必明白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是碍于与杨刚的友谊，是急
于走出旧生活的阴影，还是对一个新社会晨曦的向往？不管如何，他选择了决定未来命
运的道路。
    八月，他带着妻子梅和孩子秘密逃出上海，到香港投入迎接新中国的工作，他与共
产党人一起编辑中共地下组织的对外宣传刊物英文版《中国文摘》，与这里的左翼文化
界同仁一起开始建设一种属于新中国的文化。而仅仅几个月前，他还是他们的众矢之的。
    历史的旋转和人生的旋转，都是不可思议的快速！
    最后的选择再次困扰了他。
    1949年3月，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何伦（Haloun）教授敲开了萧乾的家门。这是一
位英籍捷克汉学家，曾是萧乾在剑桥时的朋友。
    此时，中国的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政府失败已成定局，共产党中央机关即将迁进
北平城。剑桥大学的友人，关心着萧乾的命运，他们早就因斯大林三十年代的肃反而对
共产党产生深深的恐惧。
    萧乾在上海时就曾收到过来自剑桥的邀请，但是他回信谢绝了，他刚刚回到祖国，
不愿意离开这里。他还有满怀抱负，希望有施展的天地。
    现在，善良的友人们，又一次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何伦急切地告诉萧乾，这次香港
之行，他的使命之一就是将萧乾全家接到剑桥。他开导萧乾，讲教斯大林时代的种种案
例。他甚至坦率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他建议萧乾全家几天后随
他同机离港。
    何伦教授留给萧乾一天的考虑时间，便匆匆离去。
    这个夜晚，如此悠长。窗外的夜色，浓重，似乎压得大地喘不过气。吃了几次安眠
药，仍然无法入睡，萧乾的心境如夜色一般凝重。
    何伦教授的话，重重地敲击着他。其实，不止何伦一个人，在香港早就有一些朋友，
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甚至他分析几种不同的选择会产生的结局：
    上策：去剑桥，然后可以作为客人回国，当共产党的客人远胜于当它的干部；中策：
留在香港，保留现有生活方式，可以受到一定礼遇，静观局势发展；下策：回大陆成为
共产党的干部，但前途危机四伏……
    躺在床上，萧乾无法挥去不断响在耳边的这些声音。他何尝对前途没有忧虑过，在
英国时，他早就同那里的知识分子一样，为舆论宣传报道的苏联大肃反而吃惊。但是，
他不能相信所有共产党都会同斯大林一样这里毕竟是中国。他的许多共产党人朋友，特
别是杨刚，给他留下的不就是美好的印象吗？和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开创未来，似乎不
应该有那么恐惧的阴影。
    他闭上眼睛，想让自己安静一下心绪。突然一幅曾经见到的画面，又闪现出来：
    一张破草席，盖着夜间冻死街头的流浪者，吸引了从小学放学回家的萧乾。那一年，
他只有十一岁——好奇地打量世界的年纪。他一看，这位不幸的人正是两天前他所见到
的一位白俄——十月革命后流亡中国的穷白俄。他亲眼看见这位白俄混在饥民中间，想
在粥厂讨一碗饭吃，却被一群中国人轰走，现在白俄永远离开了人间，死在异国他乡。
    幼小的萧乾，第一次看到失去祖国的人悲凉而凄惨的结局。这一画面，许久没有想
起，谁知，此刻突然清晰地重新出现。他仿佛看到那块破席头，看到席头下那个白俄的
模样：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十字架。一件
绎色上衣破烂不堪，腰里系着破绳子，赤脚则露在席头外面……
    一幅惨相，比许许多多何伦教授的话更刺痛萧乾的心。祖国，意味是多么复杂而深
刻。失去祖国，没有国籍，这种痛苦，他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看着床边摇
篮里的孩子，他该如何安排好他们这代人的生活，难道让孩子从小就是失去祖国的“白
华”？
    孩子突然抽噎起来，哭声似乎带着委屈，萧乾仿佛听到这哭声夹着震憾人心的呼喊：
“我要国籍！”
    未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可能，他无法去设想；失去祖国的悲哀，却是可以明确的，在
模糊与明确之间，在可能与绝对之间，他只能选择明确和绝对。
    第二天，萧乾给何伦教授留下一张纸条：
    “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白跑三趟。我仍不改变
主意。”
四
    半年之后，1949年8月，萧乾全家和一批文化界人士，登上轮船离开香港经青岛前
往北京，他将到那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他作出了决定未来命运的选择。
    大海涌动着。靠着船舷，向远方望去，萧乾长长吁出一口气，似乎要吐出郁胸间的
烦恼，他感到些许轻松。未来虽然有许多问号，但如升的太阳，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他
当然不像同行的共产党人，充满着政治的热情，为即将实现的目标而兴奋。他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在十字路口徘徊、为共产党人所指责的人。他不是为社
会主义理想而是为了爱祖国才作出这种选择的。他也清楚，不同的人们会用不同的眼光
审视他，他的未来，也许会由不同的人来决定。
    阳光洒在甲板上，有些耀眼，有些炙热。萧乾没有挪动身体，仍是平静地望着远方。
他很难说清此时的心绪。他感到非常充实，因为他拥抱着祖国。但又有一点惶惑，对未
来的生活，他毕竟热望之中仍带几丝捉摸不定。
    他挥挥手，无意识地，似要挥去短暂的不安。海风吹来，减弱了阳光的炙热，他觉
得—阵舒适。
    新生活毕竟诱人，他的一生，注定要不断地去开创新生活，体验新生活。
    他拥抱着祖国，和祖国一起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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