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抗战以后，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感到他们的文章不够下乡，不够入伍，于是乎
“此路不通”，便纷纷“碰鼻头转弯”。这个弯儿，一转便转到一条老路上去，叫做：
“利用旧形式”。
    所谓旧形式者，是些什么东西呢？这里边包含着三字经，千字文，平戏脚本，弹词
开篇，章回体小说，大鼓书词，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类的俗文学。当然，对于一般民众
和士兵，一出套袭“失街亭”的“枪毙李服膺”平剧比一个独幕新话剧更易于接受，一
篇抗战大鼓或弹词比一篇抗战新诗更易于接受，一篇“精忠说岳全传”式的小说比一篇
“柏林之围”或“爱国童子”之类的都德式的小说更易于接受。所有的新文学家，在平
时，只会得写作他们的小说，诗歌，戏剧，杂文，这些东西，出于意外地，一到了服务
于抗战的时候，全失去了作用。文学家之爱国抗敌，不敢后人，然而他们所有者只是一
枝笔，他们所能者只是以写文章尽其宣传之责。然而写出来的文章竟尽不了宣传之责，
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哀。于是抗战后的新文学家分走了三条路：一、搁笔不做文章，从别
的方面去作抗战工作。二、改行做战地通讯，完全变成一个新闻记者。三、即刻放弃新
文学之路而迁就俗文学，写那些弹词，大鼓，五更调之类的能够被民众和士兵所接受的
东西。
    走这第三条路的文学同志们的勇气也许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所写的这些充满了新内
容的旧式俗文学的宣传效力也许是相当大的，但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警告，乃是：
“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学大众化的一条康庄大道！”
    文学到底应该不应该大众化，能不能大众化，这些问题让我们暂时保留起来，因为
“大众”这一个名词似乎还没有明确的限界。但若果真要做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我以为
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
众”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要“大众”抛弃了旧文学。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要
“大众”抛弃了旧形式的俗文学而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俗文学。新酒虽然可以装在旧瓶子
里，但若是酒好，则定做一种新瓶子来装似乎更妥当些。
    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
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
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
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在为文学而奋斗。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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