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之后，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文化艺术
的各个部门正在陆续建立起来，各项事业都处于草创阶段，需要他去帮助规划和加强领
导。
    他还要参加许多处事活动，或出国开会、访问。
    他在三十年代培育的新文学工作者，现今大都已是中年，成了文学各个部门的中坚
力量：
    有的全国文联、中国作协的干部；有的是各省、市的文学艺术部门的负责人；有的
担任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有的在主编文学杂志或报纸副刊。逢年过节，这些中国
新文学的第二代作家，常去拜望茅盾。他们看到茅盾面容微黑而红润，精神旺盛，像年
青了十岁。茅盾见到老朋友，也满面春风，抱歉而幽默地说：“做官了，想跟老朋友聊
聊的时间也少了！”
    虽然如此忙碌，茅盾却时常考虑析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新人如何培养。
    有一天，《华北文艺》的编辑康濯来访问茅盾。他说他写得少，“上学连高中都没
毕业。”
    茅盾鼓励他说：“你上了解放区的战争大学，这比什么学校者宝贵啊！”当听到康
濯说“读书太少，知识太少，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没学过几本；有点生活，往往苦于很难
表现。”茅盾对他说：“今后条件不同了，读书好办些了。以后可以建议国家措施，对
有的作家一时着重安排学习、读书、提高，有些国统区缺乏生活的作家，就应该着重到
工农兵当中去。”
    这件事，又促使茅盾进一步思考如何尽快地培养文学的新生力量。经过筹备，1951
年初，经茅盾提议并领导创办的中央文学讲习的开学了。第一任所长是丁玲。随后改名
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讲所开办以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作家，活跃在当代
中国的文坛上。在第二次全国文坛会上，茅盾作《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报告，提出必
须“以最大的努力培养青年作家，加强对于青年和初学写作者的指导，传播成熟的经验。
特别要注意从工农干部中培养出新作家。”
    茅盾作为兼职的《人民文学》的主编，此时当然不可能像他过去编《小说月报》、
《文艺阵地》那样，事必躬亲。然而他仍然经常挤时间审读稿件，并对一些作品提出修
改意见。
    有天晚上，他读了马烽的一篇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二天上午对秦兆阳说：“这篇小
说定得不错，我写了几点意见，你跟作者商量一下，是否作点修改。”又一再嘱咐他，
“不要勉强作者，改不改由作者定。”
    马烽听后很感动，他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大作家，对他这个当时还是普通青年作家的
稿件会那样尊重。他觉得茅盾的意见很中肯，对照着进行了修改。这篇小说经秦兆阳润
色后，以《村仇》为标题发表在《人民文学》上。
    后来，马烽发现茅盾不仅在繁忙的工作空隙里读了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不
少作品加以分析，写下中肯的评论。”其中也读到了我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
寄托着他殷切的希望。我看后感动得流泪了。很显然，他关心的不是某一个人认识的青
年作家，而是文学创作的下一代；他关心的不是某一篇作品，而是整个新中国的文学事
业。”
    有一天，茅盾读了一个中学生的诗稿之后，提出四点具体的意见，然后又写道：
“……我这样说，也许你要灰心吧？不要灰心。文学创作本来是艰辛的精神劳动，不能
设想一写出来就好，而要千锤百炼，慢慢地写好起来。”
    读了一个青年农民的来信后，他在回信中说：“你在农村从事生产，爱好文艺但无
人指导。你这种苦闷的心情我是体会得到的。……自己学习文学，千万不能性急，要一
步一步地来。”
    有一个小学教师写了一篇《苏小小》寄给他，他读后诚恳地告诉这个作者：“一、
你是完全‘创造’了苏小小的故事──就是说，你只借用了传说中苏小小的名儿，而完
全照自己的意思编了苏小小的故事。我们所说的‘推陈出新’不是这样办的。二、当然，
写历史小说，可以加上相当成份的想象，但主要情节不能‘杜撰’。历史小说如此，根
据传说的小说亦应当如此。三、从艺术看，你这稿本在结构上缺乏剪裁，在人物描写上
也不深刻。文字清顺，但不生动──即，应浓郁处不浓郁，应悲壮处不够悲壮；而对话
亦不能做到‘如闻其声’。四、我以为历史小说实在比写现代生活的小说困难得多。你
还是写现代生活──你最熟悉的小学生生活吧。这也是十分需要而恰恰又是很少人去写
的。”
    他写了许多评论小说的文章，如《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
上的几个问题》、《在部队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0年优秀短篇小说
漫评》等等。
    对提高青年作者写作能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茅盾评介了《洼地青春》（申蔚）、《七根火柴》
（王愿坚）、《进山》（勤耕）、《忆》（绿岗）、《百合花》（茹志鹃）、《暴风雨
之夜》（管桦）等作品。
    对于其中的《百合花》和《七根火柴》，尤为赞赏。
    《百合花》的作者茹志鹃，当时还是“正向文学这条路上探头探脑的一个小卒”。
茅盾自然不会认识她，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说，他满腔热情地写道：“我以
为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严谨、
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
    茹志鹃读了茅盾的评论，激动地哭了起来。那时，正是她的丈夫遭到“开除军籍、
党籍，戴上右派帽子的灾难时刻”，她的身份“从此之后将是右派家属”，对于生活和
创作，她将丧失信心。而在这关键时刻，茅盾无意中给了她鼓励、帮助。后来，茹志鹃
写道：“我得到的是一股什么力量呵！……我第一次听到‘风格’这个词与我的作品连
在一起。已蔫倒头的百合，重新滋润生长，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
勇气、希望。……我从丈夫头上那顶帽子的阴影下面站立起来，从‘危险的边缘’站立
起来，我从先生二千余字的评论上站起来，勇气百倍。站起来的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
有我身边的儿女，我明确意识到，他们的前途也系在我的肩上。先生，您的力量支持了
我的一家，一串人哪！您知道么，先生……”
    与此同时，《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读到了茅盾的这篇评论。那是六月的一个
傍晚，王愿坚正收拾行装，准备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接到了刊有茅盾评论的《人民
文学》。
    他读后感到十分惊奇：文章分析得那么细致，连他在构思时曾经打算用第一人称、
后来又把“我”改成了另一个人物都被看出来了。他数了一下，茅盾对他那篇不满二千
字的小说，竟用了四五百字详加评论，给了他那么热情的称道和鼓励。他被深深地感动
了。后来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借着这亲切激励，我这支火柴燃烧起来，几天以后，
在十三陵工地劳动的空隙里，在一棵苦楝的树荫下，我写出了《普通劳动者》的初稿。
现在我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当今天的中学生在课本上读到这两篇习作的时候，可曾知
道，这稚嫩的幼芽曾受到茅公的心血的灌溉？！”
    1961年初春，在中国作协的茶座里，经杨沫介绍，茅盾和叶圣陶两位老作家认识了
王愿坚，亲切地和这位青年作家打招呼。王愿坚刚开口向两位长者问好，茅盾却微笑着
对他说：
    “你写得好，写得比我们好！”
    王愿坚楞住了。
    茅盾看出了他的惶惑，补说了一句：“比我们象你们这个年纪写得好。”
    王愿坚呆了，连茅盾、叶圣陶两位老人跟同桌的其他青年作家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听
清，直到两位老人离开他们的桌旁，他才清醒过来。只见茅盾走了两步，又返回到他身
边，轻声说道：“多读点儿书。”
    几年后，王愿坚回忆道：“这一夜，我流着泪，反复地思索着这几句话。我知道，
这话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在这样溢着暖人的深情的话里，我又看到了那颗博大而又温
暖的心。
    这心，向着文学，向着青年人。”
    一个一个文学青年像着小苗，经过茅盾这位老园丁的培育，浇灌，长大了，开花了。
严文井充满激情的诗句表达了无数青年作家的心声：
    在您面前，青年学艺者们从来不感到拘束。虽然繁琐、浅薄、平庸，大家总是能对
您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艺者相继找你求教。您总是耐心地倾听，然后平静地解说，微
笑里透露出仁慈和鼓励。
    能给予这样的仁慈的，唯有真正的长者。
    能给予这样的鼓励的，唯有真正的勇士。
    我忘不了您那双同情的眼睛。在您面前，小草有了继续生长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