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听人说，某甲很有涵养，某乙缺乏涵养，如此等等，议论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但是，实际上却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
    究竟什么是涵养？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算有涵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和古人
当然有不同的看法。
    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提倡人们要学习孔子的涵养工夫。打开《朱子大全》就可以
看到，他在好几处主张“平日操持，庄敬诚实，涵养内心，戒矜躁，去嗜欲”。这种主
张，一般地说并没有什么错误，不过从他的根本思想上以及后人对这种观点的解释和运
用上看来，就都变成了消极的对一切采取无条件容忍的态度，甚至有人主张“逆来顺受”，
就更加荒谬了。
    我们的看法和古人的这种看法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所说的涵养，主要是从政治上着
眼，也就是要强调政治上的锻炼和修养。比如，处理任何事情都要有鲜明的立场、坚定
的原则、正确的态度，但是不排斥灵活的方式方法。对于那些丧失革命立场、采取无原
则迁就的任何做法，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有一班人八面讨好，谁也不得罪，自以为很有
涵养，其实在我们看来乃是典型的“乡愿”，多么卑鄙可耻啊！
    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古人的涵养工夫，我们可以一笔加以抹煞。问题完全不是
这样简单。古人有各种各样的涵养工夫，应该加以分析，做出恰当的判断，然后分别对
待，有所取舍。
    举例来说，宋代林昉的《田间书》写道：“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
跃冶。木越度、金跃冶，虽有良工，巧将安施？是故君子养质以成器。”这个道理自然
是对的。雕坏了的木头和没有炼成的金子，确实是不能用的，即便你的手艺再好，恐怕
也没有法子把它们制成什么好东西。林昉说的“养质以成器”，如果翻译为现时的口语，
那末，我们说培养优良的品质，造就有用的人才，难道不正是这个意思吗？
    至于有许多古代学者片面地反对性急，一味地赞扬忍耐，简直毫无道理。明代江盈
科的《雪涛小说》中写了一个故事说：“一仕宦将之官，其厚友送之，嘱曰：公居官无
他难，只要耐烦。仕者唯唯而已。再嘱，三嘱，犹唯唯。及于四、五，其人忿然怒曰：
君以我为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数四！？厚友曰：我才多说两次，尔遂发恼，辄
谓能耐烦可乎？”接着作者加了几句评论说：“此知耐烦之当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
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与耐烦为难能也。”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一味地主张忍
耐而已。
    假若每个人果真都是无条件地对一切事情采取忍耐的态度，那一定只有害处，决无
好处。正如明代刘元卿的《应谐录》中曾经讽刺的于啴子，便是一例。这个故事写道：
“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
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谂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
则与人非忠。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
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
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象于啴子这样慢吞
吞地处理火烧的急事，简直是荒唐至极，谁也不应该赞成他的这种态度。
    那末，一个人的涵养如何，到底应该从哪里下判断呢？明代朱袞的《观微子》中说：
“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这里只要加上一定的条件，就
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问题，而不是无条件地笼统对待，意思就比较周全。照这样的意思来
谈涵养的工夫，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完全应该加以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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