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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人脱帽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
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
“他留着大胡子而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
。总而言之你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入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
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
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
拇指。
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么?”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你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
毛发下。我告诉那张验，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
”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
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
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
，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
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么?”
“除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政府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
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
解决呢?如今?”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
!”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种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
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
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
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了开来升起：“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
先生的桌面上?”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
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
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
，站了起来对他说，一字一字地：“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
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
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
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
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
：“一起喝杯咖啡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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