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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楚强

　　在台湾极少数台独分子为了分裂祖国的险恶目的，千方百计淡化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缘关系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台湾的著名作家、客家人钟理和。由钟理和夫妇一生坎坷事迹改编的著名影片《原乡人》曾经在海峡两岸同时放映，而且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这部影片是根据钟理和自传体小说《原乡人》改编的。影片通过种理和夫妇的崇高形象，展现了客家人的风貌和品质。钟理和是台湾新文学的拓荒者，他一生命运坎坷。影片《原乡人》以朴素、真诚，毫不夸张的视觉语言记述了钟理和的一生，赢得了许多观众同情的眼泪。

　　钟理和又名“里禾”，号“铁铮”、“钟坚”，笔名“江流”，台湾展东客家人。他的祖先是从广东梅且白渡区的江南村迁到台湾的。根据客家源流的历史探索，广东梅且的钟氏家族，又是从福建宁化的石壁迁过去的。所以可以说，台湾、广东、福建的钟姓客家人，都是同根同源的“一家亲”。影片《原乡人》所描写的客家生活习俗，和闽西粤东的客家人一模一样。
　　钟理和生于1915年，世居台南屏东县，18岁随父迁居到现在和美浓镇尖山。所以影片《原乡人》就是以美浓镇的山村作背景。这里的居民都是客家人，影片中的客家情调也就特别浓郁。可以说，影片《原乡人》是一部典型的“客家片”。

　　钟理和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台湾度过的。当时台湾的各级学校，都只准读日本书、日本文，不准读中国书、中国文。但是在台湾的客家人，为了不忘自己“原乡人”的祖根，暗中办起了家庭私塾，专心教读中文。而钟理和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私塾中读了一年半的汉文。以后他又冒着风险，偷偷地阅读了大量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打下了他的文学基础，在心底播下了献身新文学创作的种子。

　　钟理和一生坎坷。他19岁时，爱上了他本村的一位家家姑娘钟台妹（即影片《原乡人》中的“平妹”），由于同是钟姓，父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但钟理和为了和这种陈旧的婚姻观念作斗争，大胆地带领台妹“私奔”，逃到中国大陆东北的大连、沈阳、北平等地流浪谋生。由于他的那种“原乡人”民族气节，不愿替日本人办事，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失业。而这些日子都是依靠他那一位客家妻子做小工，卖煤炭来维持生活。钟理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第一部小说《夹竹桃》。

　　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了，钟理和带领妻子和长子铁民回到台湾故里。但以后却是病魔缠身。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住院开刀。病好了又复发。这时他的父亲已逝，家道败落，房屋产业几乎卖光了。在贫困艰难的日子里，还是依靠他的客家妻子“平妹”一个人打短工、养猪来维持一个五口之家（当时钟理和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由于生活贫困，钟理和家中连一个最简陋的书房都没有，甚至连一张写作的书桌也没有。

　　影片《原乡人》中的“平妹”，是一个客家妇女的典型形象。在平妹身上，集中体现了客家妇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刻苦耐劳，热情善良，克已忍让高贵品质。当钟理和重病住院的时候，为了筹款动手术，家里准备将剩下的一点房产变卖时，钟理和的母亲本来不肯卖，因为她考虑，钟理和还有儿女，将来一家靠什么来生活？但是“平妹”为了救治钟理和，不顾一切地主张卖掉家业。她说，以后的日子由好一人来负担，再苦再劳碌，好也要承受下来。这种精神，是客家妇女中普遍存在的。看一看闽西粤东的客家人中，许多男人出外谋生，甚至飘洋过海，远渡南洋，多年未归，而家中一切劳务，全落在毫无怨言的女人们的肩上。

　　钟理和受到祖国文化的洗礼，使他成为一个执着的爱国主义者。他本来会说日语，会写日文，论理在大陆东北流浪的时候，尽可以在日本人那里找到一项差事。当时就有人要他替日本人当翻译。但他宁可失业，也决不替日本人办事。他说“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一位在日本统治时期生长的中国人，竟保存了如此强烈的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真是难能可贵！

　　钟理和除了在大陆东北做过几个月的“司机”，在台湾当过半年多的初中“代课教员”之外，一生几乎都是失业，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就是在这样漫长的失业岁月中，他坚持笔耕，清贫度日；长期都是在病榻之旁，伏案写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钟，他仍然伏在最后一部小说《雨》的稿纸上，最终咯血而死。那是1960年8月4日，当时他才45岁。后来人们称他是“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在台湾，出版文学书籍是很困难的，几乎都要自己掏腰包花大钱，才可能出书。像钟理和这样的穷作家，有许多作品，他生前都无法出版。而是在他死后，由著名作家林海音等热心人替他筹款出版。他在生前给廖清秀的信中说：“我的作品不容于时下杂志。”“我们中国，‘卖文为生’已经是最没有出息了。倘写了文章又卖不出去，那该多么可怜！”现在，《钟理和全集》总算在他死后正式出版问世了，全集共8卷，包括《夹竹桃》、《原乡人》、《雨》、《笠山农场》、《奔逃》、《同姓之婚》、《贫贱夫妻》、《野茫茫》、《祖国归来》、《故乡》等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还包括一部分日记和书简。这些作品，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以他和钟台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展示了日据时期和光复以后台湾的社会生活画卷。其中《笠山农场》虽然获得台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长篇小说二等奖（第一奖缺），但当时却无法出版，结局十分悲惨。如他在致台湾作家钟肇政的信里说：“说到拙著《笠山农场》，真叫人伤心。既然是自己的心血结晶，然而仅仅一万元奖金便把它死死扣住，不再让它重见天日。”“我们写来写去，到底为了什么？令人费解。何不干脆就来卖杏仁茶、油炸鬼，至少还可以喂饱肚子。”

　　钟理和的作品，大部分是以台湾的农村社会为背景，这对我们了解台湾，特别是了解台湾的客家社会以及台湾客家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钟理和一生贫困，但他死后却给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留下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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