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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华文作家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扎根的一代，例如新马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多数是移民的第二、三代，已完全排除了侨民意识，以新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活跃在文坛上。第二类是第一代移民作家，例如欧美的华文作家，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年代才从台湾移居海外的。他们虽然早已取得外国国籍，但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笔下，仍然保留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他们写海外华人，但他们的读者对象却是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瑞士著名华文女作家赵淑侠，属于第二类作家。她的作品既不同于于梨华的“留学生文学”，也不同于白先勇的“无根一代”的浪子悲歌。强烈的认同感和对故国家园的根深蒂固的怀恋，使她作品中的中国意识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深挚。青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战乱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培养了她的忧患意识；近代中国的积弱、贫穷和落后，更使她感受到了时代加在她身上的责任。因此她要以她的作品，唤起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她要以她的作品，掀起振兴中国的热潮，使中国能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跳跃着的是一颗永远不变的中国心。 1972年2月，赵淑侠第一次从瑞士回台湾探亲。这次回台湾，给她很大的震撼，离开台湾十三、四年，台湾完全变了，变得几乎不能辨认，变得几乎连原来的自己也找不到了。感触之深，震撼之大，引起了她的深沉的思考：“那么多炎黄子孙寄身异域，到底是基于何种因素？付的是什么代价？他们对故国故园的感情是怎样的？”回到瑞士之后，她开始拿起笔写作。随着短篇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在台湾《中华日报》上发表，于是一连串的短篇小说陆续在台湾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后来又结集为《西窗一夜雨》和《当我们年轻时》出版。这些小说多是反映海外华人的生活，写他们的孤独、苦闷、挣扎、奋斗和希望。 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之后，赵淑侠又着手创作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本小说在台湾报纸上连载和出版后，引起了轰动，在台湾和欧美的华人中刮起了一股“赵淑侠旋风”。不久，《我们的歌》荣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小说创作奖，终于奠定了她在文坛上的地位。1982年，赵淑侠列名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世界妇女名人录》。1990年，赵淑侠的长篇小说《赛金花》又获台湾中山文艺创作奖。到目前为止，赵淑侠已出版了17部作品。 赵淑侠在《西窗一夜雨》的自序中说：“在外国的十七八个年头，我走过不少地方，看过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深知他们的悲喜遭遇和求生奋斗之艰难。更看清了一些表面安定舒适，内里动荡彷徨的生活。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上，做个中国人并不轻松；我也不相信有哪个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会在感情上和精神上全无负担，‘漂泊感’似乎是我们这一代在海外中国人共有的感觉。”正因为她了解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她善于透过表面现象，烛照人物内心深处的幽微隐曲，创造血肉丰满而又个性各异的人物形象。 《王博士的巴黎假期》是赵淑侠描写海外中国人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小说中的王博士，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科学家，事业成功，生活富裕，然而他活得并不轻松。青年时代曾爱过一位漂亮的女孩子，但那女孩子却倒进了一位年近六十的比利时伯爵的怀抱。他既下不了决心回国，又不甘心娶一个外国女人，蹉跎岁月，至今五十多岁，仍是形单影只。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过得并不愉快，时代加诸这一代海外中国人的沉重心理负担，凝结而为浓重的心灵暗影。无根的漂泊感，无边的文化乡愁，造成了他的孤独、苦闷和彷徨。这篇小说并未超越以往留学生文学的格局，也远未形成赵淑侠自己的风格。 《西窗一夜雨》中的陈志翱，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得不轻松的海外中国人。作者以陈志翱的遭遇，揭示了在国外求生的艰难，把被许多人羡慕的留学——移居的人生道路，由大家所想象的铺满鲜花的玫瑰色，还原为阴雨绵绵的灰颜色，颇有警醒的作用。小说情节比较单纯，却荡漾着一种诗的意境。旧日的回忆与现实的困窘交替叠现；老友期许中的得意与实际境遇中的失意互相映照，既化用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诗意，同时又对原诗意境有了新的开拓。 《塞纳河之王》代表了赵淑侠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精神，使作品闪耀着艺术的美艳和光华，而作品的艺术功力，又反过来烘托了作品的精神美。小说一开始，作者采用了欲扬故抑的手法，把一个外号“塞纳河之王”的画家王南强，写成一个人人讨厌的活宝。他到巴黎17年，每天画画，却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整天闹穷；身上一件黑长袍，头上剃个大平头，更被大家看成是怪物。他成了众人欺侮和嘲笑的对象。作者就在这种众人鄙厌的氛围中，着力表现他的伟大人格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一生唯一的崇高理想，就是要为中国画开拓一条新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光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宁可一张画也卖不出去，也不愿意接受顾客的要求，在他的画上稍作改动。最后，他成功了。他的突现中国精神的画作，终于为西方艺术界所接受，一位画商打算买下他全部的画，开一个画展。他的一部介绍中国艺术精神的论著，也将在出版社出版。然而，就在他走向成功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作者用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对一位为艺术和理想而献身的艺术家形象的塑造。 赵淑侠在她的反映海外生活的系列小说中，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王南强无疑代表了最高境界。他的宽厚、谦和、仁爱、操宁，以及埋头苦干的精神，都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而他希望创造能体现中国精神的艺术，希望中国艺术能走向世界，则更是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极致。王南强当然不是代表赵淑侠的理想的唯一形象，《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也是属于与王南强同一类型的人物，而他的行动则更加积极，更加果敢，可以看作是王南强形象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我们的歌》是赵淑侠的成名作，当它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连载的时候，就已备受各方瞩自，出版单行本后更是引起轰动，成了名噪一时的畅销书。 对海外华人的全景式扫描以及异地求生的跋涉与艰难的生动描绘，对民族自尊的呼唤以及对理想的歌颂与向往，对现实描写的细腻深刻以及浪漫情怀的抒写与咏叹，使小说具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当然，《我们的歌》之所以获得成功，也还有各种主客观的因素。首先是因为它突破了以往描写海外游子的孤独、寂寞、无根、苦闷的留学生文学的格局，而以一种积极进取的新鲜气息出现在文坛上，使人耳目一新。其次，七十年代初期在海外留学生中掀起的保钓运动虽早已退潮，但保钓运动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却并未消减，随着台湾的经济起飞和尼克松访华的政治冲击波影响，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我们的歌》正适应了这种民族心理。再次，在台湾文坛上，曾有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受到冷落，传统遭到排斥，随着七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现代派文学的没落，于是，《我们的歌》的追求理想和回归传统便很自然地获得读者的共鸣。 赵淑侠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高手。她在《我们的歌》中，以余织云的留学、恋爱、婚姻为主线，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人，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而处在这幅画卷的中心位置的，是江啸风、余织云和何绍祥。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 江啸风是一位有天赋、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指导教授对他十分器重，希望他能创作一部西方的现代交响乐，再念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的头衔，这样就有资格在德国留下来了，但是，江啸风并不想留在德国过舒服的生活，他的理想是创造中国自己的音乐，创造我们的歌。他打算学成后便回台湾去，以音乐来唤起民族的自尊自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放弃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诱人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甚至不惜与他深爱着的余织云闹翻，毅然回到台湾去，在寂寞的环境中创造我们的歌，推广我们的歌。后来，在一次因台风袭击引致海水上涨的自然灾害中，他为了救起落水的老人和小孩，被水淹死了。 江啸风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理想和爱国主义情怀。他在小说中的篇幅不算多，但他的理想的光辉却笼罩了整部小说，他不仅影响了余织云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也间接地影响了何绍祥。虽然这一人物难免有过份拔高、过份理想化之嫌，但在缺乏理想的台湾年轻一代中，江啸风无疑起了榜样的作用，起了鼓舞的作用，这也是这部小说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原因。 余织云比起江啸风来，是一位更为复杂的人物。在理论上，她反对崇洋思想，讥笑许多人羡慕外国的物质生活，在她撰写的歌词中，抒发着：“我们的歌，来自对家园根深蒂固的留恋/我们的歌，来自心中不尽不尽的爱”，但在行动上，她却宁愿留在国外，也不愿意回台湾去，正如她的弟弟凌云对她的评价：“理论归理论，行动归行动，言行不能一致。”在爱情方面，她热烈地爱着江啸风，爱他的潇洒，风度，爱他的天份，才华，也爱他的崇高理想，但她却不想跟他回台湾去受苦，去创造我们的歌，最终还是选择了何绍祥，过安定舒适的生活。这又正好应了江啸风带着讥讽所说的一段话：“年轻漂亮的女大学毕业生，跟情人在机场洒泪挥别，到美国去闯天下，在美国念书那段日子就别提有多苦了，幸亏后来遇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对象，于是就结婚，做外国人，买房子买车子买一切，可惜就买不来爱情”，于是，“感到生活空虚啊！苍白、彷徨、失落、迷惘、无根啊！”所幸的是，余织云在“彷徨、失落、迷惘”之后，终于醒悟了。她已经厌倦了那种“洋中国人”的高级享受，更无法受那些蓝眼高鼻的西方人不时投过来的看待“二等人”的眼光，因此她决心要为自己的民族尽一点力，为把中国歌曲推广到世界去尽一点力。在海外华人中，象余织云这样的人也许更具普遍性。 何绍祥代表了另一个极端的人物。他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给他带来了荣誉和地位，然而，他又是一个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一心只想做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公民”。他不屑于与其他中国人为伍，自认为高人一等。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反对余织云教孩子学中文，反对给孩子灌输中国观念，主张让孩子学德文，学西方的观念和习惯，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做不成“世界公民”。白种人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使他当不成研究所所长，给他很大的打击：余织云带着孩子离开他，也给他带来了思想上的震撼。在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终于从“世界公民”的迷梦中震醒，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从里到外的中国人，并且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荣，以为中国人争荣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尽管其起点不同，其性格各异，但他们最终都回归到为国家民族尽力这一大目标。他们无暇去咀嚼失根的痛苦，无暇去领略流浪异乡的彷徨，而是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去拥抱自己的母亲，为民族的复兴献身。在小说中，无论是江啸风以生命谱写的我们的歌，还是余织云用笔抒写的歌词，以至于何绍祥最后剖白心灵的长信，都回荡着民族的浩然之气，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的张扬。《我们的歌》的出现，标志着旧的留学生文学的终结，也标志着新的留学生文学的形成。 1982年初夏，赵淑侠在阔别33年之后，又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这趟旅行给她感触很深，因此，回到瑞士之后，她把她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十多万字的散文，在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上连载，后又结集为《故土与家园》出版。 1982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和宽松。因此，文章在台湾发表，尤其是涉及到有关大陆这样敏感的题材，要做到完全客观，公正，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赵淑侠在执笔为文的时候，就常常感到“左右为难”。第二篇文章《恍如隔世见亲人》刚在报纸上发表，就有人到某机关去检举，说她“称赞大陆的海关好，是在给他们做宣传”，而大陆的留学生则责备她“有意在做反宣传”。平心而论，赵淑侠在《故土与家园》中所写的大陆情况，基本上都符合事实，的确做到了“必真必诚”，然而，由于长期的隔绝，由于长期受到某种观念的熏陶，看问题就难免有些片面。 自从回大陆探亲之后，当代大陆人的形象也开始进入了赵淑侠的小说世界，例如短篇小说《湖畔梦痕》、中篇小说《翡翠戒指》和长篇小说《塞纳河畔》，都有大陆人出没其间。 《湖畔梦痕》近似大陆前些年的伤痕文学。湖畔的憧憬；恋人的笑语，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再见时都已化作心身的伤痕。作品有点伤感却不失含蓄，不想说教却又不失警世的作用。当然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人物描写似有概念化之嫌，尤其是大陆来客，其语言行动仿佛都是根据某种预先设定的概念来设计的，缺乏血肉丰盈的感觉，因而减弱了感染人的魅力。令人高兴的是，《翡翠戒指》已不存在这种缺点，实现了观念上的突破。这是赵淑侠唯一一篇纯粹描写大陆生活的作品，也是她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 赵淑侠的前期小说，多是措写海外华人的乡愁与民族意识，从八十年代开始，她的小说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她在《人的故事·自序》中说：“近来我的写作主题有些改变，喜欢讨论宿命和生死善恶的问题，也情不自禁的要说说时代加诸于人的苦难”。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就都属于这个新的主题范畴之内。赵淑侠并不狂热笃信宗教，因此她所说的宿命，指的是人在时代行进中的被动感和无力感，并没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翡翠戒指》写了一个小人物在离乱中的颠簸和随波逐流，表现了赵淑侠的宿命观的特色。主人公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然而却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赵淑侠的宿命观与宗教式的宿命论截然不同的地方。价值万金的翡翠戒指，不仅是姜敬天和景韵梅定情的信物，而且也成了人性善良的标志。当他们在阔别35年之后再见面的时候，姜敬天正处在困窘的境地，无穷的欲望给他带来了许多困扰，然而，当已成为富有企业家的景韵梅出现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她的任何帮助，甚至他妻子再三嘱咐的让他要回翡翠戒指，而景韵梅也己主动准备把戒指退还给他的时候，也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作者在悲欢离合的叙写中努力挖掘人性中美好的东西，使得作品的格调有了一种道德理念上的升华。姜敬天这一人物，虽然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具有理想化的倾向。尤其是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各种欲望开始膨胀的时候，他的做人的骨气和自尊自强，就弥足珍贵了。赵淑侠所塑造的这一当代大陆人形象，表明她已突破了写《故土与家园》时的某种偏见，真正做到如她所说的，“把隔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土地都看成吾土；两边的同胞都视为吾民”。 探讨命运的主题，在长篇小说《塞纳河畔》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小说中数次出现瞎子算命先生给主人公柳少征算命时说过的话：“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感情上啊，你要经历生离死别，尝尽悲欢离合的滋味……”仿佛印证瞎子的话似的，柳少征的人生旅程就是在“一辈子劳心，半辈子打单”中度过的，青年时代由于写文章抨击时弊，得罪台湾权贵，被捕入狱，在外岛服刑，出狱时妻子已投入别人的怀抱；辗转到了巴黎后，与法国姑娘妮卡结婚，不久她又被病魔夺去生命；与女画家林蕾同居，她却又跟着匈牙利情人走了；最后爱上女博士夏慧兰，正当快要得到她的爱的回报的时候，她又因车祸被送去医院，生死未卜……数次的生离死别，数次的悲欢离合，似乎都在说明着命运的不可抗拒。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赵淑侠是在宣扬一种生死轮回、命中注定的宿命论，那就缩小了赵淑侠作品的意义，事实上，赵淑侠在谈到人的命运的时候，总是与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本书里，我坦然地讨论了一些问题，如由于国家多难，某方面的不上轨道，时代加诸在人民身上的厄运”。（《从嘉陵江到塞纳河》）“在时代的巨掌里，人几乎是渺小得看不见的动物。但把这些渺小的个人所遭遇的苦难和悲欢离合，解剖开来仔细看看，亦足以窥探出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是值得用番笔墨的”。（《人的故事·自序》）赵淑侠在小说中写生离死别，写悲欢离合，都强调了“时代加诸在人民身上的厄运”。与时代的巨掌比较起来，人毕竟是太渺小了，无法抗拒时代的播弄。但是，赵淑侠固然无法改变时代巨轮的航向，却也无法改变她对故国前途以及故国人民的关心和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她以及她笔下人物的忧患意识。柳少征虽然在巴黎过着自我放逐的隐居避世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忘记他所出生的那块土地和那块土地上的人。赵淑侠当然不是宿命论者，她不过借着讨论宿命，来探讨国家民族的前途。她笔下的柳少征，当然也不是宿命论者，他最后变“摆脱、遗忘、放弃”为“参与”，正说明他不相信命运。赵淑侠写《塞纳河畔》，就是一种积极的参与。 自从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后，赵淑侠开始关注她出生和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中国大陆，大陆的人和事也频频出现在她的小说和散文中。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把海峡两岸都看成“吾土”，把两岸同胞都看成“吾民”。这种大中华心态，在《塞纳河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两岸仍存在着严重的敌对情绪，她不得不努力在两岸之间搞平衡，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如果注意一下小说的用语，是十分有趣的。把大陆与台湾并提，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常常是提到黄河、长江也要联带着提到淡水河；提到黄山、泰山则要提阿里山；提到贵州茅台、四川大曲紧接着就要提金门高梁；范则刚每次回大陆写生，一定也要到台湾；柳少征的女儿润明从台北来，侄儿正明则从北京来……小说的末尾写柳正明与台湾女留学生谢幸美相爱，然而两人都不肯在法国定居，又各自回大陆和台湾去了。作者显然留下了一个悬念，或者说一个希望，希望有一天大陆和台湾能够统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性的细腻，却表现着最大的苦心。作者就象一位热心而执着的媒人，为了撮合一对老是闹别扭的小儿女的婚姻，简直操碎了心。作者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中说：“最后当然要讨论一下我们的前途：我们的民族、国家，到底该往哪里去呢？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眼前的苦闷局面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关怀的，不是吗？”作者的答案是明白的，这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统一，从此走向繁荣昌盛。 赵淑侠在《从嘉陵江到塞纳河》一文中说：《塞纳河畔》“走的还是我的‘浪漫写实’的老路线。”这“浪漫写实”四字是赵淑侠对自己写作风格的概括。她正是以其“浪漫写实”的风格独树一帜，风靡台湾文坛的。 从本质上说，赵淑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海外华人社会的概貌，反映了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奋斗，欢乐与痛苦，理想与追求。赵淑侠再现了一个独特的经验世界：在外国人的地盘，却又弥漫着中国的文化氛围；异地谋生，却又心怀故国。于是读者有机会体验那种华洋杂处的驳杂，以及备受白眼的“外国人眼里的外国人”的心灵律动。 赵淑侠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不讲究结构的起承转合或是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她的小说虽有一条情节主线，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贯串首尾的中心事件。她不重视讲故事，却重视写人。她说过：“对于塑造人物，我向有极高的兴趣。”（《序〈落第〉》）因此；她的小说不以设置悬念和高潮叠起来吸引人，而以人的命运、人的性格、人的心灵的抒写来赢得读者的喜爱。赵淑侠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色，就是在现实的细致描写中，努力展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在赵淑侠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永远处在作品的中心位置上，一切的细节和环境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因此，赵淑侠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她长篇小说《落第》中的许多人物，都写得很活，例如李俊义的专制、威严、偏执；李微芬的软弱、因循和随波逐流；柳永威的放荡、无耻和不务正业，都具有典型意义。 细节的选择和提炼，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无疑起了突出的作用。《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余织云、何绍祥，都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但相比之下，何绍祥的性格给予读者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描写何绍祥时所作用的细节，更具有独特性和形象性。何绍祥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因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做实验和写论文上，因而感情上的迟钝和生活上的刻板，就使他颇类似一个机器人。小说写他蜜月旅行的时候，一有空就掏出一本科学杂志，聚精会神地看，一边看一边用笔在空白地方又写又画，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使新婚妻子不禁感叹：“这也象蜜月旅行吗？”在日常的家居生活中，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刻板的规矩和程式，就象已设计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每天六点起来，做早操、洗脸刮胡子，提着收音机去厕所，再提着收音机回到厨房吃早饭。”“他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大衣一定挂在衣架的第二个钩上，帽子平放在上面的横梁上，柜子里的衣服要挂得松松的，每件之间得保持相当的距离……”就连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固定不变的，不论是求爱，或是夫妻吵架后和好的表示，他都会献给妻子一束鲜花。正是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把一个有点象机器人的科学家写活了。 赵淑侠所说的浪漫，在她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作品所表现的理想主义倾向，二是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塞纳河之王》中的王南强，都是作者全力歌颂的理想主义的英雄。我们的思想，无论是创造中国自己的音乐和绘画，唤起民族的自尊自信，还是把中国的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都表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他们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对理想的不倦追求，那种受苦受难的苦行僧的精神，以及对庸俗的痛恨，对市侩的僧恶，对金钱的蔑视，都使他们达到了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这种理想，这种精神，使作品闪耀着一种迷人的光彩。 《塞纳河畔》也是被作者认为是“浪漫写实”的小说，但这部小说的“浪漫”，却并不表现为理想主义。书中虽写了许多正面人物，却没有一个是作者所极力歌颂的理想主义的英雄。虽说没有理想主义，然而，书中一些人物和情节所表现的感情的强烈，观念的奇特，行为的乖张，却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调。小说开始时，晨雾迷朦的塞纳河畔，一位黑衣黑鞋白外套的女人的怪诞举动，就把读者引进了浪漫的艺术境界。以后，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主人公柳少征的命运的坎坷，感情的无寄，精神的寂寞，对夏慧兰的痴恋而又怯于表白，都依次在读者的眼前出现。随后，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人物、也都出现了感情上的大起大落：林蕾本来与柳少征同居，却狂热地爱上了徒具外表而没有灵魂的匈牙利情人；柳润明忽然莫明其妙地爱上了一个阿根廷的流浪艺人；柳正明这位土星人也出乎意料地爱上了台湾的女留学生……这一切都带着夸张、刺激、出人意表，因而也就给作品涂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 在文字风格上，赵淑侠崇尚质朴，她说：“在写作的文字风格上，我宁愿选择质朴之美……不故做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地融汇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从嘉陵江到塞纳河》）这里的所谓质朴，是相对于现代派的卖弄技巧、故作艰深说的。赵淑侠强调语言的质朴和平易，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可以下进行艺术加工。事实上，她的作品的语言是十分秀丽、典雅而且富于表现力的。她善于描写环境。那迷迷茫茫的塞纳河雾景，那莽莽苍苍的东北原始林，以及慕尼黑的英国公园，公园果的中国塔，都写得十分富有诗意，为人物的活动，为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景。她也善于写对话，善于描写人物的行动、形态，这些描写都能切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赵淑侠对音乐有良好的素养和感受力。《我们的歌》中余织云听江啸风弹琴的一段描写，就十分精彩：“整个曲调由深远转成柔和，有如秋日的阳光洒在广阔的田野上，温暖得轻纱似的微风，吹拂着摇荡的稻穗，空气中飘浮着扑鼻的泥土香，农家儿女们戴着斗笠，在阳光普照的大地上欢笑，美妙自然得就象一首田园诗。”这段描写轻灵圆润，而且把听觉化为视觉，把抽象化为具体，充分表现了赵淑侠驾驭文字的能力。 赵淑侠最近的小说《赛金花》，在她的创作中又有了新的突破，可惜由于篇幅的限制，只能留待以后再进行评述了。 注：赵淑侠：《写作生涯》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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