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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三）
作者：张贤亮
有的男人喜欢和女人亲热，有的男人喜欢和男人肉搏，从我断绝“意淫”后我就变成了后一类男人。我想，“青春期”的乐趣还应该包括“与人奋斗”。多年的劳改生活没让我学会一项娱乐，我的确趣味单调生活无味，既不玩牌玩麻将，也不玩保龄球和高尔夫，好玩的玩意儿我一样也不会，只剩下两样不好玩的项目让我玩，一样是“心眼”，一样是“命”。
归根结底，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社会也正在“青春期”当中，瞻前顾后冥思苦想拖拉疲沓犹豫不决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四平八稳决不是“青春期”的风格，它需要的正是行动的斗志、特殊的活力和敢于迎接挑战的精神。
“出水再看两腿泥”，这话说得多好！
七
我的“青春期”没有女人没有爱情没有性欲。感谢苍天，他老人家为了安慰我或是为了平息我的欲念，竟打发了一对夫妻在我面前过了一次“夫妻生活”，从此更加败坏了我对这种“生活”的胃口，让我以为与女人性交是件很乏味的事，几乎使我终生性冷淡。。六十年代末，我剁了人的手指后不久，就从劳改农场释放转到就业的农场。就业的农场与劳改农场只有一渠之隔，鸡犬之声相闻，过一座摇摇晃晃的破木桥就到了，似乎象征着那时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误入劳改队。
释放了的劳改犯并不轻松，反而又加上两个字,叫做“劳改释放犯”，像古代在犯人脸上施行的鲸刑，犯人即使释放了也永远消除不掉个“犯”字，不论走到哪里别人一眼就能试出来。劳改队释放我时，管教干部给我写的鉴定很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改造，世界观和劳动观有明显转变”云云，可见劳改队长并没有把我砍断农民的手指当一回事。我以为拿着这样好的鉴定足有资格当个正式农工。可是到社会上一看，大多数人都须脱胎换骨积极改造，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和劳动观都须彻底转变，大多数人都是形式不同待遇不同的罪犯，如同基督教原罪论主张的人一出生就有罪。我“二进宫”是因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年后出劳改队又碰上“文革运动”，没料到人是这样难教育，越搞政治运动犯罪的人越多，我当不当正式农工都无所谓了，反正大家都是犯人。
但无论如何，“劳改释放犯”还是低人一等，我到就业的农场报到第二天，农场革委会就把我分到“群专队”管制劳动。“群专队”全称叫“革命群众专政队”，社会上每一个机关单位甚至街道都有这种组织，实际上是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型劳改队，革命群众可以任意把本单位的领导和“有问题的人”揪出来当“牛鬼蛇禅”，集中起来统一管制，强迫劳动。十年的“革命”把群众惯出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毛病，这毛病终于渗入民族的精神基因传给后代，致使今天许多有权势的干部成了地头蛇，许多无权势的群众成了无赖。这些人经常使我想起他们的前辈，招惹我有了一大把年纪还想砍他们的手指。
“牛鬼蛇神”四大类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从高官显贵到普通百姓，原来地位悬殊的人到了这里一律平等地都是坏人。进了群专队，我才知道我这个“劳改释放犯”比起其他牛鬼蛇神还有一定的优越性，而且只有群专队才是我在社会上最适合待的地方。因为我没参加“文革”初期的派性斗争，虽然过去是出名的右派分子，现在却是和哪派都没牵连的中间人物，人称“死老虎”。死老虎当然不用再打了，活老虎才是革命群众批斗的重点。我身体好，没有思想负担也没有家庭累赘，劳动技能又比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吃人的活老虎熟练，所以“头头”对我颇为青睐，叫我带领农场的二十几只活老虎干活，令我受宠若惊，干起活来总是以身作则。
我说的这个男人原先是农场的技术员，农民大学生，“根正苗红”，属于天生下来就革命的那一类，不幸的是“文革”中站错了队，也被当作牛鬼蛇神送来“群专”。开始时我还搞不懂“站错队”是什么罪行，后来别的活老虎告诉我说他其实是个“二杆子”，好出风头，在“运动”中爱“反戈一击”，一会儿站在这边，一会儿站在那边，弄得“猪八戒照镜子”，哪派都把他当成坏人。日久天长，我看出来他确实是个什么罪都不会犯的窝囊废，最大的罪过大概就因热爱革命而惹人讨厌。一说话吐沫飞溅，凭这点我就不喜欢他。他干活又疲沓得让我冒火，于是就成了我训斥的对象。过去在劳改队，训斥人的机会可不多。现在我不能辜负“头头”给我的权力，我也发现训斥人比挨训斥有趣。只有训斥人才能体现自己高人一等，难怪“革命群众”都喜欢双手叉腰。
我领着这帮牛鬼蛇神干了几个月，越来越体会到我踏入社会的好处：一则我可以当领导，二则我领导的又是社会上原来大大小小的领导，我这个非正式工人一步就跨到干部头上，逐渐就有点得意忘形起来。后来不知怎的形势又有变化，原来革命群众觉得斗这些牛鬼蛇神再也翻不出新花样，斗争重点又转移到自己人斗自己人上面，当时叫做“群众斗群众”，农场的几派革命群众再次操起真刀真枪誓不两立地干仗。“头头”忙着要去“抓革命”，牛鬼蛇神更要加紧“促生产”，“头头”索性把现场的指挥权都交给我，农田上工地上连来也很少来。我的权力无形中更大了，从小被灌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毒素又不自觉地旧病复发。我看那些被斗得头破血流、妻离子散又被严管了几年的牛鬼蛇神比劳改犯还可怜，就悄悄让一个“叛徒”和一个“特务”见了见他们的家属。这两只皮包骨的活老虎都快六十岁了，全身是病，不让他们跟家属见个面于心不忍。这说明我并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劳改队给我的鉴定把我估计过高。
一个夏日的午后，天空忽然阴云密布，云层中不断爆发出顶天立地的闪电，狂风夹带着粗大的砂砾从乌云那边刮来，一股浓烈的土腥味直扑鼻孔，眼看就要下一场滂沱大雨。我和“二杆子”这天在马圈铡草。这个农民出身的农业技术员却不会最简单的农业劳动。给牲口用手工铡刀铡饲草，入草需有特殊的技巧，使每一刀下去铡出的草不超过一寸，几乎和机械切削的一样齐；掌铡刀把的只需用力气往下铡就行了。我是入草的好手，坐在土圪瘩上将一条腿的膝盖压着草捆，一入一入地非常有韵律。“二杆子”不会入草，只能腰一弯一弯地用傻力气铡。铡还铡不好，不是一刀铡不到底就是险些铡着我的手，气得我乱骂。两人干的活两人配合不好最费劲，一会儿就惊得我浑身是汗，“二杆子”也被我骂得浑身是汗。雨来得正好，我叫“二杆子”用苫席把刮得乱飞的饲草盖上，两人急忙跑到旁边的一间放轭具杂物的破土房去躲雨。
刚钻进四分五裂的破土房，蚕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这真是一场豪雨，铺天盖地，从房门向外望去，人眼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和“二杆子”肩并肩挤成一堆。“二杆子”连声惊呼“好大好大”，我也连声惊呼“好大好大”，除此之外我俩也无话可说，瞪着眼呆呆地看门外的雨幕。巴掌大的土房虽然快塌了却不漏雨，房里乱七八糟堆了些笼头缰绳还有一个麻袋。我扒开麻袋一看原来是喂马的黄豆，两人就咯嘣咯嘣嚼生黄豆充饥。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嚼生黄豆都嚼出屁来了，猛然间一个像从水里捞出来的女人出现在破土房门口，像个鬼魂似的吓我一跳，而“二杯子”却高兴地大叫你怎么来了。落水鬼一般的女人说我到那边去找你他们说你在这里我就到这里来了。“那边”是群专队另一处干活的工地，“他们”当然是指一帮牛鬼蛇神。我还没有醒过神来，“二杆子”就把女人拉进土房，又是撩她的头发又是全身上下替她擦。女人褴褛的衣裳上每一根破纤维都浸透了雨水，擦下的水全洒在我头上。我以为她是“二杯子”的女儿，“二杆子”看我发愣才介绍说是他老婆。“二杆子”把她擦出个模样来倒也楚楚动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透湿的衣襟大敞开着，白嫩的胸脯挺得很高，中间却有一条很深的壕，这条壕不知怎么竟使我有些恍惚。我怀疑地质问她要比你小十几岁怎么会是你妻子？那时候除了大干部，一般老百姓“找对象”都找年龄相当的“交配”。“二杆子”对我谄笑着说她是农村的。所答非所问，但我也不能断定她不是他妻子。我自己违犯群专队的纪律偷偷地开了让牛鬼蛇神接见家属的先例，不能不让“二杆子”与他妻子见上一面，只好坐在马脖套上听他们诉说家常。
“二杆子”急切地问了他家里所有的情况，老人孩子柴米油盐等等等等，看来确是他妻子无疑。我一边嚼黄豆一边听，既了解到老百姓的困难也领教了有家的（口罗）嗦，还不如我光棍一个利落，所谓“一人吃饱了连小板凳都不饿”。“二杆子”这时好像也不惹我讨厌了，破土房里有这样温情的对话，倒也解除了我和他相对无言的尴尬。。他俩亲热地絮絮叨叨说了一会儿，“二杆子”忽然嚅嗫地向我要求，能不能让他们过一次“夫妻生活”。他那眼神从来没有这样可怜，往常我训斥他他总朝我翻白眼，这会儿如果他有尾巴的话尾巴也会摇起来，而且说话时嘴角尽然堆满黄豆沫却没有飞溅到我脸上。可是我一时没弄懂“夫妻生活”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家伙要跟他老婆一齐逃跑回家？我怔怔地望了他又望了望那女人，女人低着头绞着手脸上又羞涩又忸怩的表情，方才让我有点明白。我不禁由衷地笑了起来：我并不是笑他俩要交配，而是由此知道交配还有一种说法。在劳改队一般用最粗俗的两个词，一个粗俗的动词加一个粗俗的名词；老百姓通常叫“睡觉”，正式用语叫“性交”，《阿Q正传》中叫“困觉”，古典文学中叫“云雨”，稍稍直露叫“行房”或是“交媾”，而我看过的多数小说中只有“事毕”，原来“事毕”还可叫做“夫妻生活”！
就冲他用如此文明的词汇我也必须让他俩“夫妻生活”一次。可是我为难地说你们过这种“生活”，我好像应该避开的吧，不过你叫我这时跑到哪里去呢？“二杆子”听见我答应了，连忙讨好地说：
“哪能让你到外面去淋雨呢！你把脸扭到一边就行了。”
我刚把脸扭向门外，脑后的麻袋上就累悉卒卒响起忙乱的声音，隐隐约约还有女人的呻吟。女人的呻吟叫我挺难受，一定是麻袋旁的铁制轭具碰疼了她，她大老远跑来看她丈夫什么也没得到，说不定还要受点伤，我有点懊悔不该允许他们过“夫妻生活”了。可是还没等我分辨出远处隐在雨幕中的黑影究竟是来了个人抑或是棵树，仅仅嚼两颗黄豆的工夫，“二杆子”就长长地叹一声像昏倒似的瘫到我背上。
“咦！”我诧异地问，“你们过完‘夫妻生活’了？”
“二杆子”如同刚铡了一大车饲草，疲惫地咕噜一声：
“完了……”
我又由衷地大笑：原来，“夫妻生活”的时间和牲口交配的时间一样，两边一碰就“授精”了。怪不得旧小说中凡描写到这种事一眨眼就“事毕”，叫我这个读者摸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说，“云雨”即使如旧小说中描写的“欲仙欲死”，而只当一两分钟的神仙又有什么意思？死那么一两分钟则更加危险！这使我从此以为“行房”也好“睡觉”也好“交媾”也好“性交”也好“夫妻生活”也好两个粗俗的词加起来也好，都乏味透顶。
我当着他夫妻两人的面痛快地放了个响屁。
八
现在时常有一胜悲悯之情，像“青春期”时会从胸中涌出一股带血的气似的从我心底往上泛起。也许这是我已衰老的征兆，过去我可不悲天悯人。但是我的悲悯又不知对谁悲悯，向谁施用心底的悲悯，于是常常仰天浩叹。我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我的叹息，却不理解我为何而叹：看书也叹着报也叹，看见盖起高楼也叹看见大桥变成废墟也叹，听见好事也叹听见丑闻也叹，受到赞扬也叹受到攻击也叹，成功时也叹遭殃时也叹，甚至休息闲散时也叹，到了无事不叹、无病呻吟的地步。我想我弥留时绝对不会有一句完整的话，大概也和“二杆子”过完“夫妻生活”一样，只有长长的一声叹息：
“完了！”
但我既不为人而叹也不为自己而叹。我感谢命运对我如此钟爱，凡我遇见的人和经历的事，命运都像拿着个橘子一样在我面前翻来覆去地卖弄，仿佛是让我看清楚却又不让我看清楚；而且命运一会儿把我拉下来一会儿将我抛上去，使我一阵子明白一阵子糊涂。所以最终我仍不能深省人情世故，在我自以为觉悟时我又悟到并未觉悟，一生都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我开始学书法后常有人向我索字，一次我问一位求字者你想要我写什么话，求字者思忖着叹了口气，说他就喜欢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好像他怀才不遇屡遭排斥是因为他明白过度。我听了又不由得大笑，我说，你和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明白过，连郑板桥在内都糊糊涂涂过了一生，“难得糊涂”从何讲起？于是我大笔一挥给他写了幅“难得明白”。后来我听说他还不愿挂在墙上，因为很多人自以为聪明，他的所知就是整个世界；又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想探个究竟，糊涂也是这一辈子，明白也是这一辈子，不明不白最容易过日子，“搞”明白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在明白与糊涂之间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到了老年我才知道这是命运给我的最好赏赐，我的叹息是一种感恩的表现。
前面说过，我跟群专队的牛鬼蛇神每天一起劳动，渐渐就对他们有些同情。他们当干部的时候犯什么错误我不知道，也没看见他们高人一等时怎样颐指气使，压迫群众，只看见今天他们不但在“头头”面前而且在我面前也低眉顺眼，卑躬屈膝，日子比劳改犯人过得还艰难。劳改犯人一回到号子便另有一片天地，一个个蒸、煮、熬、烤从工地捎回的各种野生动植物，然后慢条斯理地一口口享受；劳改犯压根儿不想过去未来，想象也只想家里会给他们送来什么东西。这里的牛鬼蛇神却天天要检查过去、汇报现在、保证未来，还要写揭发材料应付外调人员，仿佛他们的一生都在这里挤压成一堆，所以连睡着觉打着鼾都一副愁眉苦脸。
革命群众对活老虎可不留情，折磨起它们来花样百出，心狠手辣。有时晚上也拉只活老虎出去耍一耍，被拖回来时肯定头破血流像真死了一样。别的活老虎都不管，只有我偶尔起来替半死的老虎包扎一下。每到这时我就想起读过的革命小说，那上面描写旧社会革命者蹲监狱的某种情景似乎和群专队有点相仿。我没参加“文革”当然不懂得“文革”的大道理，也没时间拜读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可是仅凭这点我的感情就倾向挨整的干部，直到发生了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
夏天过了是秋天，秋天过了是冬天，日子就这么过着而我并不觉得难过。若干年后我反而很向往那段时光。劳改队群专队都常再现于我后来的梦。梦见我又被抓起来我并不会惊出一身冷汗，却有一丝再次获得青春期的欣喜，我似乎天生就适应面对挑战。我理解为什么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当年被迫上山下乡到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受苦，今天他们回忆起来却一个个高唱“青春无悔”。我和这些老了的“知识青年”有一致的感受，我们怀念的是那段“青春期”中的青春，青春不论放在哪里都是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时期；青春期即使“无奈”，到了中老年也渐渐会变得“无悔”。这大概也是一些人总是偏袒过去的罪恶甚至加以美化的原因之一，谁愿意承认自己的青春耗费在毫无价值的事情上面？
是的，青春期时看到的太阳也与现在的太阳不一样。一次我在美国的印第安那州去游览印第安人保留地，高速公路边突然“哗”的一声巨响，落下一轮巨大的彤红的夕阳，美丽得叫我对她无可名状，我想了半天才想出最贴切的比拟：那就是与我劳改期间在旷野上看到的落日相同！命运恰恰让我的青春期逢到那样的时辰，我别无选择，到了老年我对生活的感受都会以那时的体验为基准。
那时，我读的每一页书现在都能记住，现在读了哪怕只是一句短短的警句转眼便会忘掉。老年人容易僵化就在于衰老的大脑再不能容纳新的事物，我们只能是传统的载体。如今叫我复述我昨天干了什么我说不清楚，让我讲三四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却会唠叨个不休。闲言少述，且说日子就这么过到冬天，北方农田里的活计就不多了，农村普遍将这几个月叫做“冬闲”。但革命群众当然舍不得让群专队的牛鬼蛇神闲着，这样驯服的劳动力在世界上再也无处可找，而且只有不停地强迫劳动才能把坏人改造好。田里的活少了而居民区附近的活还很多，要想找活来干世界上会有干不完的活儿。农场的“头头”把牛鬼蛇神们的工作做了番调整，还命令全体都要写“年终保证书”，主题不外是服从服从再服从，要主动自觉地配合革命群众对自己的管制和监督。别的牛鬼蛇神分的活都较重，甚至一会儿叫把这里的土坯搬到那里，一会儿又叫把那里的土坯搬回原处，来回折腾人和土坯。我至今也参不透这种重复的简单劳动怎能改造人的思想，而据说猴子就是通过来回搬运土坯慢慢进化成人的。
分配给我的活儿却是打扫厕所。别以为打扫厕所是件肮脏的差使，那可是革命群众对我最信任的表现，因为其中有一个厕所在原来的干部家属区，如今那里住着新上台的“头头”又称为“革干”的及他们的家属。那一带平时绝不让牛鬼蛇神们出入，说是要严防坏人投毒暗害、伺机报复、拉拢革命后代或者偷听“小道消息”“最新指示”等等。但我每天上午下午都能扛着铁锹镐头在那禁区出出进进，铁锹镐头在那时都被看作凶器，居然没有一个“革干”或他们的家属孩子过问。革命后代还喜欢跟我玩耍，常用木头小手枪瞄准着我“嘎嘎”地射击，他们的母亲见了也并不阻拦，好像我已经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既感到革命群众的温暖又感到自豪，用当时写在保证书上的话说：“决心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克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通过打扫厕所改造自己腐朽的世界观，让革命群众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农场的厕所美其名曰厕所，其实都是土坯砌的三面墙加一顶芦苇棚。男女之间也只用一推就倒的土坯墙隔开，每边挖出七八个蹲坑，一堆堆粪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每天早晨每个坑都堆得冒尖，常使我不禁猜想人的屁股要撅多高才能排泄，粪便掉下来一定跟炸弹一样。幸亏是冬天，臭味还能让人忍受。但我以那种激昂饱满的热情去打扫它，即使臭气冲天我也不会叫苦，何况既来去自由还不受风吹雨打。我一进到厕所就像工人进入车间，甩开膀子就大干起来。掏厕所的工艺流程很简单，用铁锹将粪便一一从粪坑中铲出挑到厕所外的大堆上，再用土把粪便们盖住，一层层往上加，让它们发酵后就成了最好的农家肥。然后在粪坑中均匀地薄薄地洒上一层细土，一间厕所的作业便告结束。
居民区共有五个厕所八十几个坑，这使我懂得怎样去测算一个机关单位的人数，后来我访问过许多国家地区的许多机关单位学校，我一上厕所便能大致知道这座大楼里有多少人活动。所以我不同意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素质较差，中国知识分子积累了任何其他国家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经验。同时我也的确体会到“思想”的威力与它对“促生产”的重要作用，干了几天我就达到很高的专业水平，能分辨出“革干”的粪便与工人的粪便、大人的粪便与小孩的粪便、男人的粪便与女人的粪便、身体健康的与患有疾病的粪便等等有何不同。遗憾的是这种知识始终未被学术界承认，不然的话我可以就此写出好几篇论文。
可是，十几天下来有一个现象越来越让我迷惑不止。从我第一天打扫就发现有的粪坑里有带血的医用绷带和各种纸张，血色有的鲜红有的深紫，而且这些带血的物件只出现在女厕所这边。刚开始还没有引起我十分注意，然而每天都有每次都有则不能不令我感到惊异。在那种“大好形势”下我只能想到这不知又有谁挨了打，难道这农场除群专队之外还有另一个关押活老虎的秘密地点，而且关的是活的母老虎？虽然这并不关我的事却激起我的好奇，弄得我每次去打扫厕所都目光叵测，两眼像贼似的四处瞄来瞄去，想发现带伤的妇女从何处来、回何处去。但来上厕所的女人们都没有异常的表现，只不过有的矜持有的还没进厕所就开始脱裤子。出了厕所一个个都一脸轻松，有的女人还哼哼唧唧地唱革命歌曲，回去也只回自己的家。
我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余毒真无药可治，解开这个谜成了我每天打扫厕所的主要目的，好像侦察员负有某种特殊任务，打扫厕所不过是一种伪装。虽然我并不能去解救谁，但我想我还是可以表达一点小小的同情，眼看女人如此大量流血怎能无动于衷？对这些带血的物件我也进行了仔细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下：一，少数是医用绷带和烂布片，多数是各种纸张，有旧报纸、毛边纸、草纸，甚至还有农场的信笺、学生的课本作业一类废纸；二，所有带血的物件都有折痕，血色在中间突起的折叠处最深，看来受伤的部位在肢体的夹缝之间；三，受伤的妇女不止一人，但受伤的部位却完全相同。最让我奇怪的就是这第三点。革命群众折磨雄性活老虎总是劈头盖脸不加选择，经常弄得老虎们全身是伤，为什么打起女人来却专打一个地方？
后来我常常为自己的无知羞愧，也觉得自己的幼稚可笑、但再后来我便渐渐能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对待一切，因为再后来不断发生的事使我终于领悟到人们的一生都处于无知和幼稚的状态。当时觉得非常重要非常紧迫非常担忧或非常可笑可喜可乐的事，事后都会发觉全部是“空自悲”或“空欢喜”。人像无知的木偶一样总是被命运所拨弄，在人生的舞台上跳上跳下跳来跳去。即使活到一百岁的人也是幼稚的小孩。领悟到这点，就能够面对现实任何状况处之泰然，不过面对现实的这种镇静平静却是让你吃饱的最后一口馒头，你不经过情绪的所有波动波折，决不会把人生这顿饭吃饱吃腻。
感到忧虑的并不值得忧虑，感到愤怒的并不值得愤怒，感到苦恼的并不值得苦恼，感到高兴的并不值得高兴……所有一切都是虚幻而非真实，连自己的存在也如一片浮云，于是我便达到一种境界，然而，到此时，我同时知道了我的“青春期”已到了尽头。
但是那时我还在“青春期”当中，被带血的物件弄得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又一直侦察不出原因，我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告诉了牛鬼蛇神，想调动起大家的聪明才智共同查找另一处神秘的群专队。据说那天晚上的一瞬间是中国“文革”史上牛鬼蛇神们开怀大笑的顶峰，后来听到解放他们的“最高指示”也没有那份高兴。能给牛鬼蛇神营造如此欢乐的气氛，是我对“文革”的一大贡献。全体二十几只活老虎笑得前仰后合，姿态千奇百怪，笑声鬼哭狠嚎，有两只活老虎还笑出了老虎的眼泪。等他们笑停当了我才知道那是妇女每月都要来一次的“月经”，同时也知道了那是从女人哪个部位流出来的。原来，旧小说中常有的“身子不方便”、“身子来了”或“流红”等等就是指这件事。“流红”虽然与月经很接近，但谁能将“花落水流红”这样艳丽的词语与污秽的粪便联想在一起？旧小说那样隐晦真是害人匪浅！我们现代小说写得如此直露倒是文学的一大进步。
我也惭愧地跟着笑。“叛徒”说我的疑问是他一辈子听见的最可笑的话，他将来一定要传给子孙后代，不能让这样可笑的事轻易埋没：“特务”说难怪要把我反复改造，因为我充分印证了“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至理名言；老“地主分子”笑得差点断了气，在草铺上咳得死去活来；“反革命分子”非说我是装傻充愣，不过夸我表演得很逼真，“笑一笑十年少，谢谢我使他能多活十年；“二杆子”又把吐沫飞溅到我脸上，但因为我让他和他老婆过了一次“夫妻生活”所以极力维护我，说他相信确实是我无知不是我装傻，还举出他们村里过去有个秀才活到三十多岁也不懂得“夫妻生活”来证明“读书无用论”。
接下来牛鬼蛇神们便讨论起我看到的那些带血的物件。乱七八糟杂乱无章，什么软性材料都有，有经验的人士认为这对他们来说倒是件新鲜事。据他们说，一般妇女都用布缝制成一条专用的带子常备着，“身子来了”就在带子上垫上草纸夹在阴部，他们还诲人不倦地用火柴棍在泥地上给我勾画了幅草图，让我明白哪根布绳跟我们男人的裤带一样缚在腰上，带子又怎样与腰上的布绳相连，草纸垫在什么地方以及怎样使用等等，等于给我上了一堂妇科知识课。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女人的生活比起男人来既复杂又麻烦，怎能让妇女跟男人一样劳动？但他们说新社会的劳动妇女有权每月享受一次叫“例假”的三天假期，这就是对劳动妇女的照顾。我点点头说这还算是人道主义。而他们又说劳动妇女虽然享受到“例假权”却丧失了起码的讲究卫生的权利，因为“抓革命”抓得社会上连草纸也供应不上了，如今只有上山下乡的女“知青”回城探亲能带些草纸来，农场农村的普通妇女只好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那医用绷带肯定是医务室的小王小李撂下的，除了她们，别的女人哪有那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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