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教过我


  
——为幻念中国戏剧导师季曼瑰教授而作 秋深了。 后山的蛩吟在雨中渲染开来,台北在一片灯雾里,她已经不在这个城市里了。 记忆似乎也是从雨夜开始的,那时她办了一个编剧班,我去听课;那时候是冬天, 冰冷的雨整天落着,同学们渐渐都不来了,喧哗着雨声和车声的罗斯福路经常显得异样 的凄凉,我忽然发现我不能逃课了,我不能使她一个人丢给空空的教室。我必须按时去 上课。 我常记得她提着百宝杂陈的皮包,吃力地爬上三楼,坐下来常是一阵咳嗽,冷天对 她的气管非常不好,她咳嗽得很吃力,常常憋得透不过气,可是在下一阵咳嗽出现之前, 她还是争取时间多讲几句书。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她的时候总是想起她提着皮包,佝着背踽踽行来的样子——仿 佛己走了几千年,从老式的师道里走出来,从湮远的古剧场里走出来,又仿佛已走几万 里地,并且涉过最荒凉的大漠,去教一个最懵懂的学生。 也许是巧合,有一次我问文化学院戏剧系的学生对她有什么印象,他们也说常记得 站在楼上教室里,看她缓缓地提着皮包走上山径的样子。她生平不喜欢照相,但她在我 们心中的形象是鲜活的。 那一年她为了纪念父母,设了一个“李圣质先生夫人剧本奖”,她把首奖颁给了我 的第一个剧本《画》,她又勉励我们务必演出。在认识她以前,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投 入舞台剧的工作——我不相信我会那么傻,可是,毕竟我也傻了,一个人只有在被另一 个傻瓜的精神震撼之后,才能可能成为新起的傻瓜。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舞台剧,我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最初的理由是“我遇见了一个 老师”。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我唯一做事的理由是:“如果我喜欢那个人,我就跟 他一起做”。在教书之余,在家务和孩子之余,在许多繁杂的事务之余,每年要完成一 部戏是一件压得死人的工作,可是我仍然做了,我不能让她失望。 在《画》之后,我们推出了《无比的爱》、《第五墙》、《武陵人》、《自烹》 (仅在香港演出)、《和氏壁》和今年即将上演的《第三者》,合作的人如导演黄以功, 舞台设计聂光炎,也都是她的学生。 我还记得,去年八月,我写完《和氏壁》,半夜里叫了一部车到新店去叩她的门, 当时我来不及誊录,就把原稿给呈她看。第二天一清早她的电话就来了,她鼓励我,称 赞我,又嘱咐我好好筹演,听到她的电话,我感动不已,她一定是漏夜不眠赶着看的。 现在回想起来不免内疚,是她太温厚的爱把我宠坏了吧,为什么我兴冲冲地去半夜叩门 的时候就不曾想想她的年龄和她的身体呢?她那时候已经在病着吧?还是她活得太乐观 太积极,使我们都忘了她的年龄和身体呢? 我曾应幼狮文艺之邀为她写一篇生平介绍和年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仔细观察她 的生活,她吃得很少,(家里倒是常有点心),穿得也马虎,住宅和家具也只取简单实 用,连计程车都不太坐。我记得我把写好的稿子给她看过,她只说:“写得太好了—— 我哪里有这么好?”接着她又说:“看了你的文章别人会误会我很孤单,其实我最爱热 闹,亲戚朋友大家都来了我才喜欢呢!” 那是真的,她的独身生活过得平静、热闹而又温暖,她喜欢一切愉悦的东西,她像 孩子。很少看见独身的女人那样爱小孩的,当然小孩也爱她,她只陪小孩玩,送他们巧 克力,她跟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只是小孩,不是学者,不是教授,不是委员。 有一夜,我在病房外碰见她所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是女学生,其实已是孩子读大 学的华发妈妈了,那还是她在大学毕业和进入研究所之间的一年,在广东培道中学所教 的学生,算来已接近半世纪了。(李老师早年尝用英文写过一个剧本《半世纪》,内容 系写一传教干终身奉献的故事,其实现在看看,她自己也是一个奉献了半世纪的传教士) 我们一起坐在廊上聊天的时候,那太太掏出她儿子从台中写来的信,信上记挂着李老师, 那大男孩说:“除了爸妈,我最想念的就是她了。”——她就是这样一个被别人怀念, 被别人爱的人。 作为她的学生,有时不免想知道她的爱情,对于一个爱美、爱生命的人而言,很难 想象她从来没有恋爱过,当然,谁也不好意思直截地问她,我因写年表之便稍微探索了 一下,我问她:“你平生有没有什么人影响你最多的?” “有,我的父亲,他那样为真理不退不让的态度给了我极大的影响,我的笔名雨初 (李老先生的名字是李兆霖,字雨初,圣质则是家谱上的排名)就是为了纪念他”。除 了长辈,我也指平辈,平辈之中有没有朋友是你所佩服而给了你终生的影响的。”她思 索了一下说:“有的,我有一个男同学,功课很好,不认识他以前我只喜欢玩,不大看 得起用功的人,写作也只觉得单凭才气就可以,可是他劝导我,使我明白好好用功的重 要,光凭才气是不行的——我至今还在用功,可以说是受他的影响。” 作为一个女孩子、我很难相信一个女孩既折服于一个男孩而不爱他的,但我不知道 那个书念得极好的男孩现今在哪里,他们有没有相爱过?我甚至不也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们之间也许什么都没有开始,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我倒是宁可相信有一段美丽 的故事被岁月遗落了。 据她在培道教过的两个女学生说:“倒也不是特别抱什么独身主义,只是没有碰到 一个跟她一样好的人。”我觉得那说法是可信的,要找一个跟她一样有学养、有气度、 有原则、有热度的人,质之今世,是太困难了。多半的人总是有学问的人不肯办事,肯 办事的没有学问,李老师的孤单何止在婚姻一端,她在提倡剧运的事上也是孤单的啊! 有一次,一位在香港导演舞台剧的江伟先生到台湾来拜见她,我带他去看她,她很 高兴,送了他一套签名著名。江先生第二次来台的时候,她还请他吃了一顿饭。也许因 为自己是台山人,跟华侨社会比较熟,所以只要听说海外演戏,她就非常快乐、非常兴 奋,她有一件超凡的本领,就是在最无可图为的时候,仍然兴致勃勃的,仍然相信明天。 我还记得那一次吃饭,她问我要上哪一家,我因为知道她一向俭省,(她因为俭省 惯了,倒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俭省了,所以你从来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在吃苦的人)所以 建议她去云南人和园吃“过桥面”,她难得胃口极好,一再鼓励我们再叫些东西,她说 了一句很慈爱的话:“放心叫吧,你们再吃,也不会把我吃穷,不吃,也不会让我富起 来。”而今,时方一年,话犹在耳,老师却永远不再吃一口人间的烟火了,宴席一散, 就一直散了。 今秋我从国外回来,赶完了剧本,想去看她,曾问黄以功她能吃些什么,“她什么 也不吃了,这三个月,我就送过一次木瓜,反正送她什么也不能吃了——” 我想起她最后的一个戏《瑶池由梦》,汉武帝曾那样描写死亡: 你到如今还可以活在世上,行着、动着、走着、谈着、说着、笑着;能吃、能喝、 能睡、能醒、又歌、又唱,享受五味,鉴赏五色,聆听五音,而她,却垫伏在那冰冷黑 暗的泥土里,她那花容月貌,那慧心灵性……都……都……都 心中黯然久之。 李老师和我都是基督徒,都相信永生,她在极端的痛苦中,我们曾手握着手一起褥 告,按理说是应该不在乎“死”的——可是我仍然悲痛,我深信一个相信永生的人从基 本上来说是爱生命的,爱生命的人就不免为死别而凄怆。 如果我们能爱什么人,如果我们要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如果我们要送礼物给谁, 就趁早吧!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表达了。 其实,我在八月初回国的时候,如果立刻去看她,她还是精神健旺的,但我却拼着 命去赶一个新剧本《第三害》,赶完以后又漏夜誊抄,可是我还是跑输了,等我在回国 二十天后把抄好的剧本带到病房的时候,她已进入病危期,她的两眼睁不开,她的声音 必须伏在胸前才能听到,她再也不能张开眼睛看我的剧本了。子期一死,七弦去弹给谁 听呢?但是我不会摔破我的琴,我的老师虽瞳了,众生中总有一位足以为我之师为我之 友的,我虽不知那人在何处,但何妨抱着琴站在通衢大道上等待呢,舞台剧的艺术总有 一天会被人接受的。 年初,大家筹演老师的《瑶池仙梦》的时候,心中己有几分忧愁,聂光炎曾说: “好好干吧,老人家就七十岁了,以后的精力如何就难说了,我们也许是最后一次替她 效力了。”不料一语成谶,她果真在演《瑶池仙梦》三个月以后开刀,在七个月治。 《瑶池仙梦》后来得到最佳演出的金鼎奖,其导演黄以功则得到最佳导演奖,我不知对 一位终生不渝其志的戏剧家来说这种荣誉能增加她什么,但多少也表现社会给她的一点 尊重。 有一次,她开玩笑的对我说: “我们广东有句话:‘你要受气,就演戏。’” 我不知她一生为了戏剧受了多少气,但我知道,即使在晚年,即使受了一辈子气, 她仍是和乐的,安详的。甚至开刀以后,眼看是不治了,她却在计划什么时候出院,什 么时候出国去为她的两个学生黄以功和牛川海安排可读的学校,寻找一笔深造的奖学金, 她的遗志没有达到便撒手去了,以功和川海以后或者有机会深造,或者因恩师的谢世而 不再有肯栽培他们的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己自她得到最美的遗产,就是她的诚恳和关 注。 她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几上总有一本《圣经》,床前总有一个忠心不渝的管家阿 美,她本名叫李美丹,也有六十了,是李老师邻村的族人,从抗战后一直跟从李老师到 今,她是一个瘦小、大眼睛的、面容光洁的、整日身着玄色唐装而面带笑容的老式妇女, 老师病笃的时候曾因她照料辛苦而要加她的钱,她黯然地说:“谈什么钱呢?我已经服 侍她一辈子了,我要钱做什么用呢?她已经到最后几天了,就是不给钱,我也会伺候的。” 我对她有一种真诚的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曾自谓:“我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她却可以把这句话改为:“我两手空空而来,但却带着两握盈盈的爱和希望回去,我在 人间曾播下一些不朽是给了别人而依然存在的。” 最后我愿将我的新剧《第三害》和它的演出,作为一束素菊,献于我所爱的老师灵 前,曾有人赞美过我,曾有人底毁过我,唯有她,曾用智慧和爱心教导了我。她曾在前 台和后台看我们的演出,而今,我深信她仍殷殷地从穹苍俯身看我们这一代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