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
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收到的回信一直郑重收藏，但
是这些年来搬家次数太多，终于遗失。幸而朋友代抄过一份，她还保存着，如下：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
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
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
“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
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
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E嗤*E嗤，响得那么厉害”一
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
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１３１—１３２页写的那
条棉被，如１７５、１８９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１８９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
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
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１６０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２０５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
远，似是小误。７６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
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
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
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
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旧历元旦后一日）
    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像西方文字下
面加杠子。讲到加杠子，二○、三○年代的标点，起初都是人地名左侧加一行直线，很醒
目，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废除了，我一直惋惜。又不像别国文字可以大写。这封信上仍旧是月
香。书名是左侧加一行曲线，后来通用引语号。适之先生用了引语号，后来又忘了，仍用一
行曲线。在我看来都是“五四”那时代的痕迹，“不胜低回”。
    我第二封信的底稿也交那位朋友收着，所以侥幸还在：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
那样仔细，您指出７６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
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添，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
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这对于我是加倍
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
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
第一二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
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１６０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２０５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
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化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我应当在书中解释一下的。
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
身并不怎样注意。我寄了五本《科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
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
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
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
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
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
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
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
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
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
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
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祝近好
    张爱玲二月廿日
    同年十一月，我到纽约不久，就去见适之先生，跟一个锡兰朋友炎樱一同去。那条街上
一排白色水泥方块房子，门洞里现出楼梯，完全是港式公寓房子，那天下午晒着太阳，我都
有点恍惚起来，仿佛还在香港。上了楼，室内陈设也看着眼熟得很。适之先生穿着长袍子。
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我听着更觉得熟悉。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
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
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他们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
    她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不大会说了。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我看的《胡适文
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
《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
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醒世姻缘》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
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
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好几年后，在港战中当防空员，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
部《醒世姻缘》，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
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我姑姑有个时期跟我父亲借书看，后来兄妹闹翻了不来往，我父亲有一次扭怩的笑着咕
噜了一声：“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我姑姑也有一次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这本《胡
适文存》还是他的。”还有一本萧伯纳的《圣女贞德》，德国出版的，她很喜欢那米色的袖
珍本，说：“他这套书倒是好。”她和我母亲跟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战后报上登着胡适回
国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
蝶式领结，她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天我跟炎樱去过以后，炎樱去打听了来，对我说：“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
道，没有林语堂出名。”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
运动的影响。因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
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
学家荣（Ｊｕｎｇ）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
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
以色列人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
    我后来又去看过胡适先生一次，在书房里坐，整个一道墙上一溜书架，虽然也很简单，
似乎是定制的，几乎高齐屋顶，但是没搁书，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子，多数乱糟糟露出一截
子纸。整理起来需要的时间心力，使我一看见就心悸。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
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
答，因为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
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一九三○年代。我
一默然，适之先生立刻把脸一沉，换个话题。我只记得自己太不会说话，因而梗梗于心的这
两段。他还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我不由得笑了。那时
候我虽然经常的到市立图书馆借书，还没有到大图书馆查书的习惯，更不必说观光。适之先
生一看，马上就又说到别处去了。
    他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
得，仿佛太荒唐。原因是我们家里从来不提祖父。有时候听我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
爷”，总是牵涉许多人名，不知道当时的政局就跟不上，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我看了
《孽海花》才感到兴趣起来，一问我父亲，完全否认。后来又听见他跟个亲戚高谈阔论，辩
明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东翁的女儿，那首诗也不是她做的。我觉得那不过是细节。过天再问
他关于祖父别的事，他悻悻然说：“都在爷爷的集子里，自己去看好了！”我到书房去请老
师给我找了出来，搬到饭厅去一个人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
线装书看得头昏脑胀，也看不出幕后事情。又不好意思去问老师，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
    祖父死的时候我姑姑还小，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微窘的笑着问：“怎么想起来问这
些？”因为不应当跟小孩子们讲这些话，不民主。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
综，一看到关于祖父的野史就马上记得，一归入正史就毫无印象。
    适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书摊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没有买。又说正在给《外交》杂
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写篇文章，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他们
这里都要改的。”我后来想看看《外交》逐期的目录，看有没有登出来，工作忙，也没看。
    感恩节那天，我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人很多，一顿烤鸭子吃到天黑，走出
来满街灯火橱窗，新寒暴冷，深灰色的街道特别干净，霓虹灯也特别晶莹可爱，完全像上
海。我非常快乐，但是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刚巧胡适先生打电话来，约我跟他们吃中国馆
子。我告诉他刚吃了回声吐了，他也就算了，本来是因为感恩节，怕我一个人寂寞。其实我
哪过什么感恩节。
    炎樱有认识的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宿舍，我也就搬了去住。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出名
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的嗤笑着。唯有
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
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ＴｈｅＢｏｗｅｒｙ）的流浪汉，她
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有一天胡适先生来看我，请他到客厅去坐，里面黑洞洞的，足有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
有个讲台，台上有钢琴，台下空空落落放着些旧沙发。没什么人，干事们鼓励大家每天去喝
下午茶，谁也不肯去。我也是第一次进去，看着只好无可奈何的笑。但是适之先生直赞这地
方很好。我心里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坐了一会出来，他一路四面看着，仍旧满口说
好，不像是敷衍话。也许是觉得我没有虚荣心。我当时也没有琢磨出来，只马上想起他写的
他在美国的学生时代，有一天晚上去参加复兴会教派篝火晚会的情形。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
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镑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
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
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
都有“粘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
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
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
次看见适之先生。我二月里搬到纽英伦去，几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请到南加州亨
享屯·哈特福基金会去住半年，那是ＡＰ超级市场后裔办的一个艺文作场，是海边山谷里一
个魅丽的地方，前年关了门，报上说蚀掉五十万。我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
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
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写了封短信去道谢后，不记得什么时候读到胡适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时，看到噩耗，
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
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
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
愿意朝上面想。
    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其实吴语对白也许并不是它不为读者
接受最大的原因。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
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亚东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样绝版了。大概还是兴趣关系，太欠
传奇化，不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①。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
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乔治·包柔（ＧｅｏｒｇｅＢｏ
ｒｒｏｗ）的小说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进去——但是迄今美国常常有人讲起来都是乔
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诉他们中国过去在小说上的成就不下于绘画瓷器，谁也会露出不相信的神气。要
说中国诗，还有点莫测高深。有人说诗是不能诵的。小说只有本《红楼梦》是代表作，没有
较天真的民间文学成份。《红楼梦》他们大都只看个故事轮廓，大部分是高鹗的，大家庭三
角恋爱，也很平常。要给它应得的国际地位，只有把它当作一件残缺的艺术品，去掉后四十
回，可能加上原著结局的考证。我十二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
美钓游鱼”，忽然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起来，此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最奇怪的是宝黛见面
一场之僵，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满不是味。许多年后才知道是别人代续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
芒刺在背，找到些借口，解释他们态度为什么变了，又匆匆结束了那场谈话。等到宝玉疯了
就好办了。那时候我怎么着也想不到是另一个人写的，只晓得宁可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做
诗行令部分。在美国有些人一听见《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说：“这么
晚……差不多是新文艺了嘛！”也像买古董一样讲究年份。《海上花》其实是旧小说发展到
极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负的结构，倒是与西方小说共同的。特点是极度经济，读着
像剧本，只有对白与少量动作。暗写、白描，又都轻描淡写不落痕迹，织成一般人的生活的
质地，粗疏、灰扑扑的，许多事“当时浑不觉”。所以题材虽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并
无艳异之感，在我所有看过的书里最有日常生活的况味。
    胡适先生的考证指出这本书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会一笠园。我想作者不光是为了
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诗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会写大观园似的气象。凡是好的社会小说家——
社会小说后来沦为黑幕小说，也许应当照ｎｏｖａｌｏｆｍａｎ－ｎｅｒｓ评为“生活方式
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所以有时候阶
级观念特深，也就是有点势利。作者对财势滔天的齐韵叟与齐府的清官另眼看待，写得他们
处处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赞这人物，除了为了插入一首菊花诗，也是像“诗婢”，间接写他家的富贵风
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齐韵叟撞见小赞在园中与人私会，没看清楚是谁。回目上点明是一
对情侣，而从此没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将来“小赞小青挟资远遁”，才知道是齐韵叟所眷
妓女苏冠香的婢女小青。丫头跟来跟去，不过是个名字而已，未免写得太不够。作者用藏闪
法，屡次借回目点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极准，这是唯一的失败的例子。我的译本删去几
回，这一节也在内，都仍旧照原来的纹路补缀起来。
    像赵二宝那样的女孩子太多了，为了贪玩、好胜而堕落。而她仍旧成为一个高级悲剧人
物。窝囊的王莲生受尽沈小红的气，终于为了她姘戏子而断了，又不争气，有一个时期还是
回到她那里。而最后飘逸的一笔，还是把这回事提高到恋梦破灭的境界。作者尽管世俗，这
种地方他的观点在时代与民族之外，完全是现代的，世界性的，这在旧小说里实在难得。
    但是就连自古以来崇尚简略的中国，也还没有像他这样简无可简，跟西方小说的传统刚
巧背道而驰。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海上花》许多人整天荡来荡去，面目模糊，名
字译成英文后，连性别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换了一批人。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
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
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
    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这件工作我一面做着，不免面对着这些
问题，也老是感觉着，适之先生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