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朝風月二十八年
──記啟蒙我與提升我的張愛玲先生
文／朱西甯
被多少寫作的朋友公認為民國以來最傑出的一位文學大家──張愛玲先生，我是十分的相信在此間的絕大多數小說作家們當中，太可能我是最早的一個，那麼有緣的「結識」了她。
不久前聽邢光祖教授講演，把「萬古常空，一朝風月」推為人生的最高境界，由而意會到中國人所傑作的，這個神秘的「緣分」；人生多少著似全不相干，而竟萬流歸宗的齊向一個焦點匯聚，終而一個「偶然」迸現了；那是甚麼一種相干呢？我曾笑過中國人的慵懶，把那樣不可解的變生，輕輕便用一個「緣分」搪塞過去。等到年事日長，閱歷日深，才得漸漸的體會出老祖宗們的妙用之神。
說來已是二十八年前，我那時正在隸屬于揚子江下游游擊總指揮部的中學讀書。生活是苦得要命；能夠發狠買一塊大爐燒餅嚼嚼，便不知有多解饞，有多營養。但是因為很有風頭，又跟同班唯一的一個女生要好得極熱，那個春天真是濃濃的很是個春天的樣子。所以好端端的，半夜裏緊急集合，校方宣佈新四軍傾巢來犯，學校不得不暫告解散，真是叫人心碎欲死。
在日軍佔領的縣城裏，叫做「新中央」的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部，受命游擊總指揮部，接待和保護我們疏散的學生。生活好得很，但是住閒，不敢出營門一步，日軍整天向李長江要人。宿舍一側有棵蔽地半畝的老槐，時令已是初夏，我們每日就從早到晚盤桓在樹蔭裏，有一搭沒一搭的唸唸「國民英語」，大部份時間是看「新聞報」，「中報」、「平報」副刊，對路易士（今之紀弦先生）的詩很有好感，還有「歇浦新潮」連載小說。那個諸處都在學著總指揮的李長江，也留著大鬍子，傳說一個字不識，但卻交待他的副官處，我們要讀甚麼書，就買甚麼書，城裏買不到的就拍電報到上海去訂購。
那時上海正流行著一種二十開本的方型文藝刊物，「萬象」、「春秋」……等等，厚度、形式，連風格、執筆的作家，都幾乎相同。女作家好像很猖獗，蘇青、柳黛、白玉薇、華北的梅孃等：有些表現得很大膽，讓我們初中學生像讀性書一樣的不好意思，手指夾在另幾頁的後面隔著，準備隨時被好事的同學注意到，好能趕緊翻過去滅跡。
而就在這時，我結識了令人一下子就著魔起來的張愛玲。
一個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困在那個軍營裏近月，如果說惟一的企求是能出去走走，能再回到永遠那麼春天的水鄉，那末，張愛玲的世界夠我不再去紀念那片天地。即使這個不算小的，而且比起在鄉下的苦生活簡直可以說是在享受的軍營，會壞到像殘酷的納粹集中營那樣，我仍會因為得到張愛玲的世界，而不計一切。
從來我都不敢為我的記憶力自負過，但我深信我記得第一次是從她的「鴻鸞禧」走進她的世界──當然我他不敢說定，是否應該說她是以「鴻鸞禧」走進我的世界。而且我更不敢說定，世界不世界的，有沒有沾到一點邊界，也都叫我自己懷疑。在英語的字彙裏，壓根兒沒有「境界」這個名詞，要就用world來迻譯它；這樣的話，越發不好說了。
鄉下一直在糜爛的打著仗，日軍乘勢下去夾擊游擊隊，李長江的部隊則抄到背後去側擊新四軍。在那片河流比道路還多還密的水鄉，真不知打成甚麼樣的濫仗。學校復課無望了，暑假已經開始，李派人到鄉下總指揮部去請示回來，任我們要去哪裏，就把「少尉排長」的差假證開到哪裏，發給差旅費不算少的「儲備券」四百元。
投奔到南京城裏的六姐家裏，被取笑做「有名無實的小漢好」。來不及敘甚麼舊，就有點少不更事，把拐帶的好幾本「萬象」等雜誌刊載的張愛玲小說，一本本翻給她。恨不能灌藥一樣的一下子統統給她灌進去。
在戰前，六姐用筆名「吉子」寫過一些詩和散文。她說「張愛玲」這個名子好使她倒胃。
真叫人掃興。當然不止是掃興，彷彿還被侮辱了。瞧著六姐只顧問長問短，只當作每一堆話間歇時的過門兒一樣，閒閒的掃一眼手裏的雜誌，重又不知有多好問的絮叨下去。然而她的眼睛亮了亮。那雙只在看電影才需戴鏡子的近視眼，似乎從不曾那樣的晶瑩過。她忙著垂下頭去，從那一刻起，恰與先前的情形反過來，輪到我問這問那，而她再也沒有功夫理會我了。
一直二十多年來，我都記得好清楚，「婁太太和親家太太和媳婦並坐在沙發上，平靜地伸出兩腿，看著自己的雪青襪子，捲到膝蓋底下。」六姐用指尖劃著那二行，叫我看，不住的嚷著，「怎麼這麼絕！怎麼這麼絕！......」一面不住的搥我，好像那是我寫的，惹她那樣啼笑皆非的抱怨起我來。而我也竟莫名其妙的感到一些滿足和不好意思，像真的就是我寫的甚麼，受到她那樣激賞，歡喜得有些無地自容。
打那以後，我們姐弟倆成了一對徹底的「張fan」。整一個夏季，不斷的到處去蒐集張愛玲的作品。想起在那棵老槐樹蔭底下，跟一個一個同學去推銷張愛玲，不用說沒有誰欣賞、就連一個能夠看得下去的都沒有，叫人喪氣至極。對於愛憎那麼強烈的六姐，簡直更是不可想像的一種荒誕。「會有那種人！不如瞎了算了。」
秋後，負笈皖東地區的小後方。黃山餘脈的北麓，一片廣大的自由天地，軍隊是正規軍，學校是正規學校，而且不止一所；不過還是讓我大膽的憑著「相當程度」，（那時不叫做「同等學力」）考試，跳級跳到七聯中的高中部，開心要命。但是低年級生不敢出風頭，一雙白球鞋打在包袱裏不敢穿，因為有人曾被認為穿了那樣的鞋子使得女生老要看他，而竟接受過高年級學生的警告，生活依然很苦，整個一學期，一日三餐的副食完全是鹽水煮黃豆，吃過一次炒韭菜簡直是打了一次好闊的牙祭，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那種在今天的現實裏再也品嘗不出了的鮮美。不過惟一比游擊區令人滿意的，三餐倒有兩餐是乾飯了。
生活苦和不得出風頭的平庸，卻因擁有了張愛玲的世界而活得很有情趣。那時除了共區，全國郵信暢行無阻，在南京的六姐，只要有張愛玲的新作品發表，不論小說還是散文，總是剪下寄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六姐寫信來說，日本東京舉行「亞洲文學者大會」，菲律賓、印度、暹邏、安南、緬甸、上海和北平，都參加了大批的作家，但是上海的作家只有張愛玲拒絕出席。這件事使我在作品之外，認識了張愛玲的人格，在全國那樣子氣候的時期裏，民族至上的意識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不用說，大義凜然的張愛玲造像，高高的矗立起來，我是那樣的仰視著她，用文學和愛國主義兩種惹眼的彩石為她砌起一座大碑。
然而如今想來，恐也未必罷，在她所有的作品裏，即使對共產黨作那樣嚴正而尖銳批評的「秧歌」和「赤地之戀」裏，也並尋找不出一般的習慣概念所期待的那種所謂的愛國情操。當然，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小說，誰也沒有她的作品那樣純純粹粹的中國。用民族氣節之類來丈量她的境界，顯然是以小乘去界縮她的大乘。那種不著痕跡的表現著她的民族愛心，實在使她已經凌駕于絕對了。
文學藝術的欣賞和創作，固然要賴一個人的稟賦。不過畢竟學養的程度總還是有些觸媒作用罷。在這個時期，以張愛玲的作品，我是交結了一些朋友──不是那種泛泛的中學生式的友誼；能夠相共「金鎖記」「傾城之戀」那樣深刻的世界，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投契，自然是不消說的。想起在那棵老槐樹蔭底下得不到分享這樣的世界的那種況味，我是發現教育程度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關係的。
然而兩年之後，我又不得不推翻這淺薄的發現，而產生了新的認知：抗戰勝利了，復員的復員，在北方被共黨驅趕再度流亡的流亡，在京滬一帶，我們的家族居然那樣鼎盛一時的大團圓了一陣子。而張愛玲便成了我們整個家族所愛的一個密友，即使尚在小學讀書的侄輩甥輩們，也都把張愛玲在戰後再版的「傳奇」和「流言」兩本專集爭來奪去。那兩本書已成為孩子們磨牙吵嘴的巴爾幹半島。也許主要的是沒有誰會看過一遍就可以放下，才以至於顯得這兩本書的讀者是那樣的擁擠。
這會跟教育程度有關係麼？我也不能置信我的家族在文學藝術這一方面，如此之有可誇的慧根。不過是同一個血緣的同一個愛好罷了。然而這麼個根底上的問題，並不是輕易便可打發過去的。存疑嗎？我只不過還是個很無知的大孩子，需要去尋求的、去懂得的，都還太多。但總是放心不下。也就在這個時侯，努力理解的一種慾望，終至使我發現生命中奧秘的「感性」，特別是對於藝術的愛好者和創作者，何等珍貴的「感性」。這個發現，對我躍躍欲試的創作慾，實在是給了我偉大的自信和鼓勵，我開始戰慄如一個初臨戰場的新兵，拿起了我的筆。
「傳奇」的封面，棕紅的調子，工筆國畫但又有西洋透視的畫法，老派的中國室內陳設，五千年的古藏都凝聚在這個室內，而無表情的重壓下來，不留空白；彷彿裝作重壓下來的，不是它們的本意。就在這麼一幅無題的畫裏，極其唐突的從窗外探進一個不成比例的女頭，說是幽靈但無幽靈的陰森。白臉，沒有五官，印刷術上所謂的「挖空」。她探進頭來看甚麼？聽甚麼？嗅一點什麼？或者發表一點甚麼意見？但都是不可說得，去感覺罷；不如說，那張空白的鵝蛋臉，非常的禪。
記不得是否她那位錫蘭籍的膩友炎櫻為她設計的。
「流言」的封面就另是一種調子了，全部純中國黃的底子，一個女人，分明是現代的女人，卻穿著清末民初中產階級的服式，過膝的半襖子壓著五指寬雲頭滾邊，滾邊外另有一道伴隨著可配成「文武線」的窄滾邊。也是一張空無一物但並非「挖空」的臉子，微俯著，有沉吟狀。黃底子由於太給人實感，藍版套印的女人壓不住杏黃而成為翠鳥綠，就使人覺得這女人極力在靠緊黃色的後牆，說不肯定是怕甚麼濺到身上來，還是實逼處此，再退就沒有後路了的光景。「流言」的本子很大，廿四開罷，裏面不時的插上與文字無關的作者的即興畫，捕捉不知哪兒來的那些人物的瞬間的神情，筆觸雖不至如「摩西祖母」的那麼未鑿的元真，但未經過正式繪畫訓練是可斷言的。然而異常可愛處，就在那種不要刻意如何的信筆。當我們聽不下去某位老師的講課時，我們也會在教科書的楣空上隨筆一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她懂得畫，從她這些部興的畫裏；而並非因為在這個集子裏有兩篇作品談論了高更、賽尚、梵谷、林風眠、馬蒂斯和畢卡索，以及歐洲文藝復興的宗教畫、超現實派、「歲朝清供」、日本的「青樓十二時」和現代畫誇張扭曲的線條。
談到畫，我不得不說，張愛玲給了我小說的啟蒙，而也在我學畫之前，給了我許多躍越的觀念，那麼早就認識了畢卡索，那是在民國三十四年的時候。而在那時她也幫助我許多對於現代詩的欣賞。她也談過路易士的詩，雖然她把路易士看做「幼稚惡劣的做作」的人，但因「傍晚的家」這首詩，「覺得不但『散步的魚』可原諒，就連這人一切幼稚惡劣的做作也應當被容忍了。」並且推崇他「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樣的潔淨、淒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沒有時間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她也推崇了倪弘毅的詩。張愛玲確是給了我大多的新銳，使我獲致不易得到的信賴，而開始棄張資平、章衣萍、葉靈鳳、茅盾、巴金他們如敝屣。至於後期的提升著我，又豈止景啟蒙而已。
屬於張愛玲的一些趣味的軼事，也在我們一度大團圓的家族中被神話一樣的傳說著，和二叔家合在一起，雁行排到七弟、十一妹，加上繁衍的第二代，夠編成一個加強排。把這麼些張fan派出去做搜索兵，所有張愛玲的軼事敢情是漏不掉一樁的。當然，避免不了間或會有一些失實和可懷疑的瑣聞，譬如傳說她是張之洞的孫女，傳說她就是電影的喜劇作家桑弧。關於後者，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當時的上乘喜劇「太太萬歲」和劉瓊、陳燕燕主演的「不了情」，該都是明明的署名張愛玲編劇。那末，她就沒有必要同時又用另一個名字。
這時京滬一帶流行著「西裝褲子小綿襖」的女裝，傳說創始人便是張愛玲，似乎可信，她是很有那種情趣和風範的。比較可靠的倒是她經常穿著「流言」封面的那種半古裝，旁若無人的逛街，上小菜場。我所以覺得它比較可靠，是因為看過她穿那種衣著的全身照片，在一本甚麼刊物上──甚至就是在她的「流言」裏。但因製版很壞，網線粗糙模糊，留下的印象是她生得很黑（證諸後來於梨華所談的，適巧相反），不過她是無法使我產生女性感的那種纖細而且容長臉型的女人，是可確定的。這時我讀過胡蘭成先生一篇大的兩三萬字的「論張愛玲」，只覺得這人的才情令人生妒，多少年後方知他是汪精衛幕下那一撮清客中的第一號才子，且和張愛玲的關係至為密切。又多少年後我讀過他從日本寄給此間某人的一封長得離譜的親筆函。這人想必是才氣得一無節制，一下筆就收不住。他的字有鄭板橋的那麼樨散，文句的組織古怪到令人無法接受的地步。信中仍念念不忘於推崇張愛玲為「民國第一才女」。
三十七八年，各大專院校的職業學生那種把一個月的公費伙食大魚大肉在三天內吃掉的「吃光運動」、喊著「反饑餓、反獨裁」的口號，整天搞遊行示威，使得哪個學校都被鬧得底子朝天了。備嘗過抗戰期間流亡學校苦日子的人，最能一眼就看出那種令人憂傷的作惡。而向著路人痛哭流淚訴說公費被剋扣去充做內戰軍費，以致使他們長期饑餓的種種悲慘，人真不能相信會把虛偽表演得那麼真切。然而那已是不可抵擋的一股邪祟的逆流，無人能夠遏止。當了兵在臺灣屏東阿猴寮訓練的大哥的兒子，寫給我的信上抄了一句軍歌「為甚麼當兵的只有莊稼漢」，用這個質問我，真是使我感動欲淚。雖然明知他是用這個來掩飾逃學逃家的他那點兒羞恥。
張愛玲所有的作品中，到那時為止，從未有人世的飛揚的一面，她是追尋人世安穩的一面。然而我卻飛揚了；不可置信的，穿上軍裝，揹起背包，做起上等兵。最艱苦的捱餓的日子都已受過，除了戰死，已經沒有甚麼可以使我中止受苦的好運。決心是這樣的。入營前夜，哭著寫著日記，隔壁臥室裏是年逾花甲的兩老，窗外隔著叢竹的天井對面，尚有一筆的「不了情」，更還有那個年齡所貪戀的學問、學位，要割捨的實在太多，菸頭把木棉枕燒掉半個，一屋子的煙而不自知。確實的夠痛苦，也夠浪漫的一番滋味。用慧劍斬掉許多許多，但最後的一個小小據點──幾乎連對自己都在瞞著，僅僅的帶了一本書，「傳奇」，不能夠再失守，而且，當作守護神的塞在背包裏，到東到西，從遍地戰火中走過來。
當然不會有誰笑我，如果我說出來，便會認為我是捨不得這是用我半工半讀所得月薪三分之一強的去買來的這本書。
不知甚麼緣故，靠近的事反而有些模糊，只記得似乎是四十一二年，「今日世界」前身的「今日美國」，突然連載起張愛玲的「秧歌」。「秧歌」而配上張英超的插繪，兩者都是令人叫絕的。我所說「突然」，是因為讀香港的報紙不曾斷過，從無張愛玲的半點消息，「今日美國」對作者也未作若何介紹。同時，想起戰後上海曾另有一位張愛玲，據說學張愛玲的小說學得很像，可惜我不曾看過這個沒有出息的人寫的是甚麼樣的膺品；難道這是另一位張愛玲麼？這真假李逵讓我來分辨，是沒有甚麼可資根據的。我只有如是想：設若「秧歌」確是其張愛玲所寫，那末顯然她已在這部作品中表現了她驚人的超越，從繁華向昇華躍進，她是把她華麗冷艷的「傳奇」時代，斷然的入祀了她個人藝術生命的宗廟，而那麼自信和成功的進入了最難的平凡和自然。
似乎不多久，增訂本的「傳奇」，改了書名，「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在香港出版了。由是我才敢大致肯定「秧歌」的確是她的新作了。
對於張愛玲之能逃出鐵幕，我是想也不曾想過，盼望也不曾盼望過、實在的，那太非分了。然而繼續的思索這件事，倒使我發現，如果我認為這是夢想不到的事，那可不很妥當，至少那顯得我連張愛玲世界的邊兒還不曾沾到。
她曾容忍過異族的統治。卻無法接受原是自己同胞的共黨的暴政，而不惜離開自己的國土，並且一部「秧歌」不夠，復以「赤地之戀」連連的兩部作品批判了邪惡的共黨。她的生命的根底的超然，使她成為二十多年來惟一的一位從鐵幕裏逃脫出來的中國小說作家，且是民國以來最為傑出的一位大家，我是實實在在的感動得要哭。
沒有一部反共作品能如「秧歌」和「赤地之戀」那樣的成功；而且不僅比不上，實際相去太遠。這兩部書的成功，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與其他的反共作品最顯著的界別，乃是她的反共，遠遠的超越了單純的政冶態度、仇恨態度，她挖進了共產黨徒的心髓，不惟愛著那些受苦的善良的農民，更給予那些一樣被迫害的共黨幹部們的悲劇命運以崇高的憐憫。惟其如此，她才使這兩部書的讀者從理智的或情感的反共跨進了智慧的反共──嚴格的說來，「反共」毋寧是侷限了她的境界；她向我們展現了、使我們領受了、並且產生了一種胸襟──即使那些被驅迫的鷹犬、愚昧的罪人，一樣的需要我們的救贖。因此，不如說這才是拯救大陸同胞的根本之道。這使我們想到基督的人格，他為那些把他釘上十字架的猶太人和羅馬兵丁大聲呼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曉得他們在做甚麼。
「除元兇首惡外，一概不究。」「不是敵人，便是同志。」這些原則，也正是出於這種大愛心的胸襟。然而怎樣去策定實踐的方法和獲致力量？我們實在需要像張愛玲那樣深入到共黨心髓裏去了解它、憐憫它，把我們的意識形態凌駕起來，提昇到智慧的境界裏。
「秧歌」和「赤地之戀」的另一突出而傑出之點，也正是表現技巧上最難駕御之處，乃是張愛玲這兩部書，雖然取材于人世飛揚的一面，卻表現而為人世安穩的一面。如此，遂使我們能從這裏立即和她的世界拍合，這也就是足使我們完全接受她的，她所獨有的那種神奇魔力──張愛玲的魔力。而也正因為這樣，這兩部作品所呈現的是「菩薩低眉」的面貌，而非一般不成熟的反共作品的那種「金剛怒目」。柔之克剛，最具中國人的生存精神和生存哲學。但又何嘗不是宇宙生生不息的「道」。
就我所知道的張愛玲，我不能想像以她那樣一無事務能力的弱質女子如何衝得出重重鐵幕；但是我堅信她的超然足可使她成為強者；她的欲為中國人站到世界上代言的使命感，足可使她不計生死的勇行成為一種斷然，一種必然。她之欲為中國人向世界代言、可以求證於她原是以英文寫她的「秧歌」，然後始以中文重寫現在我們讀到的這個本子。
在她旅居香港的一段日子裏，似乎有幾部香港製作的影片，在廣告上署名為張愛玲編劇。鑒于戰後那幾部令人叫絕的影片，以及如我這樣的著魔的張fan，實在應該搶著去欣賞一番的。可是從製片、而導演、而演員，都是那樣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種從戰後中國電影黃金時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時代還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純粹的商品化作風，真的，我是毫無信心，並且害怕把張愛玲的編劇糟踢成不知甚麼樣子，我是絕不敢去看那種庸才殘殺天才的罪行的。
讀完了「秧歌」，我已不能克制自己不寫信給她。用一封簡短的信，為她的兩部新作品和她的重獲自由，我濃縮了千言萬語的慕情和祝賀，寄去「今日美國」轉交給她。因為一直不曾得回音，也不曾存過那樣的希望，我不能確定她是否收到。其時她已遠赴美國。這要到我第一部小說集「鐵漿」託請聶華苓帶去美國給她：從她的來信上，才知道她還居然一直留存著一個很深的印象，並且時與別人提起：在臺灣，有一個小兵，從軍時的背包裏只裝著僅僅的一本書，她的「傳奇」。後來在她贈我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的扉頁上，依然不忘掉題著：「……在我心目中永遠是沈從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
那是一顆高不可及的大星，我不曾有過非分之想，會有一天，她的輻射的光耀裏，有一道光芒，她竟是有意的照射了我。
記得那年◎弦回國，他曾跟我說，在愛奧華世界作家工作室，有一位日本作家，許多愛興華大學的日本留學生，如同侍奉親長一樣的侍奉這位作家，甚至為他洗衣、灑掃、料理飲食。◎弦曾為這事感慨系之，為了這種尊崇先進的美德，在我們禮儀之邦的中國已經不復存在。誠然，至少在我們的現實裏，確已尋找不出類似的事例。然而細加思量，在文學家的倫理來說，固然我不認為──起碼小說家是如此──有誰可以做誰的師長；小說家之間，沒有長幼、老少，師生種種這些關係：這些關係在小說家之間不能發生甚麼意義。但是憑著作品而受敬仰，則足可構成文學家唯一的倫理。那末，實在的說，在現實裏，有誰能以他的作品值得我出於肺腑的甘願如侍奉親長一樣的去侍奉他呢？從◎弦的感慨，我知道我們有相同的情境。侍奉一個我所敬服的作家，我是要的，並且不如說是一種渴望。而我知道，只有張愛玲；不獨是我，且有更多的小說家朋友，會是心悅意識的尊崇她，傾慕她。為她的作品，對她，那是十分值得獻出的一種侍奉。
而這種情境，特別是當於梨華跟我們談起張愛玲生活在紐的時的情況之後，我之渴望能夠侍奉這樣的一位親長，越發的強烈起來。
從於梨華的口裏聽到的是，張愛玲早在初去美國，便已與一位畫家Reyher結婚。這位畫家老衰多病，經濟情況不佳，想來也是蘇東坡所自嘲的「一肚子的不合時宜」。然而以張愛玲那樣的境界來說，我總覺得那一定是個了不起的藝術家。她不會是僅僅為著「生計」而委屈自己一絲一毫的性情的。事實上，畫家的景況已不足以供養妻室。畫家有個矯情的女兒，時不時把老爸爸藏起來。張愛玲根本就是自己養活自己，只是沒有學位的人要在美國吃一碗知識分子的飯，實在很難。所以她在大學只是一個職員，而非教授。直到三年前受聘加州大學陳世驤先生主持的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工作，才算是把生活穩定下來。
在紐約的時候，於梨華去看她，她景景況至為惡劣。公寓的一所斗室，她就是那麼孤獨的臨窗俯瞰著她和那個大城互不相屬的一片渺茫。我想，孤獨對她不會是一種痛苦；上界與紅塵，一個謫仙的孤獨，那正是她的世界。然而那時她的健康極壞，煎一個蛋便打發了一餐，經濟情況也非常窘困。那真是需要一個人為她照料生活之時，所以已不僅僅是孤獨了。不過在於梨華去探望她的那個時候，她已接受了加里福尼亞大學的聘請，那是僅有的令人寬心的一點。
那以後，便是適巧和她同在那個中心工作的葉珊的夫人少聰，給了我們一些關於她的近況報導。她們的工作室在一起，不過振愛玲在裏間，上班時經過少聰那裏從不與任何人招呼。進到裏間之後便一個人埋頭工作，甚麼動靜也沒有。少聰從不敢去接近她，跟她招呼。一副太陽鏡，皮膚白得透明。有時一個人在校園裏走走，能為一個工人修理電線，專注的仰視一個半天。似乎她來臺灣住在花蓮的時候，也是那樣，常在街頭上為一樁不打眼兒的事物，凝注著把四周的甚麼都忘掉。她就是那樣的一個極易專注而完全活在自我世界裏的人。
不多久以前，水晶曾在時報海外專欄寫他造訪張愛玲不得一見的事。我想，和水晶同樣被拒在門外的訪客一定還多得是，去年回國的秋鳳就是其一。她是專程跑去伯克萊看望張愛玲的，並且拜託了少聰，「就說我是朱西甯的學生......」，當然，就算我夠得上那麼大的面子，卻可惜張愛玲之不欲被打擾，以及她自己所說的「不慣與人相處」，想也不曾想到還會有甚麼理由，充分到使她看得那麼嚴重而必須不再是張愛玲的地步。
我所能記下的張愛玲，也就是這些了。最近這大半年來，幾乎隻字未寫，一直在和幾位朋友編選「中國現代文學大系」。在所選揖的九十八位小說家、一百二十多萬言小說作品中，我們選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和「五四遺事」，並且把她排為第一位。我想，這樣做，必會獲致中國現代小說家們的贊同。說她是中國現代小說家的第一人，她是當得起的。而我何幸，得與這位大家「一朝風月」二十八年。然而所謂口緣分者，不過如此。從作品和書信中去結識一個作家，可能會更較真切。然而不曾涉及實生活的相處，總歸是一項欠缺罷。關於這方面，曾在張愛玲旅臺期間接待過她的王楨和，曾在紐約公寓親訪過她的於梨華，以及與她同在一起工作如是之久的葉珊夫人，必定都會比我真切而生動的為這位傑出的中國現代小說家，描繪出更為我們所需要的寫真，留下更珍貴的流傳的。
六○、五、卅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附註〕：本文刊出後，張愛玲先生來信，對文中多處不實，有所解釋和更正，
特將此信附錄於後，給讀者朋友參考。
西甯：
那次你的學生來，我沒見著，那天不大舒服，因為住得近，還是到Office去了一趟，聽見葉珊太太說，我心裏想「西寧的學生遍天下，都見起來還行？」但是當然應當寫信去解釋，又老是接連的感冒發得很厲害，好的時候就忙、趕，所以信也沒寫成。水晶寄來「一朝風月二十八年」，那時候游擊隊與學校的關係，我完全不知道，很複雜。提到我的地方，我一方面感激，有些地方需要解釋。向來讀到無論什摩關於我的話，儘管詫笑，也隨它去，不過因為是你寫的，不得不嚕囌點向你說明。我跟於梨華匆匆幾面，任何話題她都像蜻蜓點水一樣，一語帶過，也許容易誤解。上次在紐約是住旅館，公寓式的房間，有灶，便於整天燒咖啡。從來沒吃過一隻煎蛋當飯。如果吃，也只能吃一隻（現在已經不許吃）；但是不會不吃素菜甜點心。我最不會撐場面，不過另有一套疙瘩。雖然沒有錢，因為怕瘦，吃上不肯馬虎。倒是來加州後，尤其是去年十一月起，接連病了大半年，更瘦成一副骨骼。FERDINAND REYHER不是畫家，是文人，也有人認為他好，譬如美國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給我預支一千元版稅，同一時期給他一部未完的小說預支三千。我不看他寫的東西。他總是說：“I'M IN GOOD COMPANY”，因為JOYCE等我也不看。他是粗線條的人，愛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們很接近，一句話還沒說完，已經覺得多餘。以後有空找到照片會寄張給你。他離過婚，只有個女兒，女婿是個海軍史學家，在SMITHONIAN INSTITUTE做事。那年我到香港，他到華盛頓去看她，患腦充血入院，她照應了他幾個月。我回來以後一直在一起，除了那次到紐約，那時候他們倆也在兩個城市，隔著幾百里，她怎麼會把他「藏來藏去」？──我月底離加大，秋天搬到三藩市，以後會保持聯繫。匆匆祝
近好；慕沙也好。著見◎弦請代謝他寄「幼獅文藝」給我。
愛玲
六月十二日
（※本文錄自朱西甯《微言篇》。）
***
【此文章由“公益书库”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