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的“孤岛”已经“淹没”——就是说，租界也被日军控制。可
是上海的小学校还未受管辖。我当时正在一个半日小学做代课先生；我贪图学校每月给
的三斗米，虽然不是好米，却比当局配给的细砂混合的米栖强得多。我也贪图上课只下
午半天，课卷虽多，我很快就能改完。可是学校在公共租界，很远，我家住法租界。我
得乘车坐到法租界的边缘，步行穿过不属租界的好一段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
车过黄浦江上的大桥，只许过空车，乘客得步行过桥。桥上有日本兵把守。车上乘客排
队过桥，走过日本兵面前，得向他鞠躬。我不愿行这个礼，低着头就过去了，侥幸没受
注意。后来改变办法，电车载着乘客停在桥下，由日本兵上车检查一遍，就开过桥去，
免得一车人下车又上车。不过日本兵上车后，乘客都得站起来。
    有一次，我站得比别人略晚了些，这也和我不愿鞠躬同一道理。日本兵觉察了，他
到我面前，瞧我低头站着，就用食指在我颔下猛一抬。我登时大怒。他还没发话，我倒
发话了。我不会骂人，只使劲咬着一字字大声说：“岂有此理！”
    日本兵一上车，乘客就停止说话，车上原是静的。可是我这一发作，车上的静默立
即升到最高度，地上如有蚂蚁爬，该也能听见声音。我自己知道闯祸了。假如日本人动
手打我，我能还手吗？我看见日本兵对我怒目而视。我想，我和他如目光相触，就成了
挑战。我怎能和他挑战呢。但事已至此，也不可示弱。我就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我们
这样相持不知多久，一秒钟比一分钟还长。那日本人终于转过身，我听他蹬着笨重的军
靴一步步出去，瞥见他几次回头看我，我保持原姿态一动都不动。他一步步走出车厢，
一级级走下车，电车又缓缓开动。同车厢的乘客好似冰冻的人一个个融化过来，闹哄哄
地纷纷议论。
    我旁边的同事吓呆了。她喘了口气说：“啊唷！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
发痴啦？”我半晌没有开口，一肚子没好气，恨不能放声大哭；也觉得羞惭；成了众人
注目和议论的中心。车又走了好一段路，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侥幸没闯大祸。那日本兵
想必不懂什么“岂有此理”，这话实在很书呆子气。不显得凶狠，连我的怒容也不够厉
害，只是板着脸罢了。那日本兵也许年纪较小，也许比较老实，一时上不知怎么对付了。
可是，我如果明天再碰见他，我就赶紧站起来恭候他吗？不，我明天决不能再乘这辆车，
得换一条路线。
    换一条路线道路较远，下车还得退回半站路，中间还得走过“大世界”一带闲人、
坏人丛集的地段。我走过这段路，经常碰到流氓盯梢，得急急往前走，才能脱身。有一
次一个流氓盯得很紧，嘴里还风言风语。我急了，干脆停步转身，迎着他当面站定。这
流氓大约是专心要找个对象，看了我的嘴脸，显然不是他的对象，就扬长走入人群中去。
我只怕流氓不见得个个都这么知趣，还是避开这条远路为妙。
    我早央求我那位同事注意查车的日本兵换了没有。据她说，好像天天换人。我想，
日本兵既没有固定的岗位，我换了路线保不定还会碰到他。可是每天车来车往，他又怎
会记得我呢。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假如再相遇，我也不认识他了。我不妨仍走原路。我
回复原路线的头几天心上还惴惴不安，只恨乘客不够拥挤。总算不久我教课的小学由日
本人接管了，我也就辞职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