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山路住了两周左右，初搬进去时的新鲜感觉，虽被时间略略磨钝，在大体上我总是
很满意的。饮食可口而合卫生，驱使又有温良谨慎的工友。想看书阅报，出门没几步，便是
山东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是我们苏州东吴大学的旧同事黄星辉先生，允许我有自由借书的特
权。假如你想看书而又懒得连那几步路都不愿意走，可以开单子叫工友去书库里搬来，要不
是这寓所里没有沐浴洗衣等等的不便利，叫我在这里住上一两年，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
    自游燕儿岛，看见了山东大学的果圃以后，我对于将来的生活问题，又在脑海里凭空构
成了一幅美丽的蓝图。简言之，我要有一个理想的居处，一个理想的归老之地。
    本来衣食住行是人生四大需要之一，而无家可归，又公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如其你心
坎里还保存一点同情的火焰，谈起某人连个托身之所都没有，总不免觉得可怜。耶稣一生周
游天下，以传道为职志，不愿有室家之累，却也曾以感叹的口吻说过“狐狸有洞，飞鸟有
巢，而人子无枕首处”的话。试问除了那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士，或者那飘泊成性，四
海为家的吉卜赛民族，谁不愿有个安适而温暖的固定居处呢！
    从前我也像一般人的理想：在交通便利风景又幽静的地点，买上一两亩地，建筑一座小
小的洋楼，绕砌有花，临窗有树，餐桌下有一匹温驯的猫，竹笼中有一只婉转善歌的金丝鸟
雀。同主有这和平环境的，还有一男一女两个聪明活泼，玉雪可念的小孩。当我从外边归来
时，他们就欢欣跳跃，到门前迎接我，张开两只小手索我吻抱。这生活的标准在现代的中国
看来，也许要被人骂为贵族化，外国则一个收入略丰的工人和农夫都可以达到。我想我的理
想，不算过分吧。可怜这点理想，实现还很难。第一，儿女的梦落了空；第二，理由多，说
起来很不容易，勉强同自己开玩笑，只好说我命定的应当孤独一生，或者承认自己不适宜家
庭生活罢了。一个人当过十年学生，又当过十年教书匠，老是寄居在公共地方，只须付出一
定的膳宿费，什么都不用你操心，起居虽然不大适意，过惯了倒还可以对付。这样，一个细
腻的女子，也会变成粗疏忽略、随遇而安的男人，何况我原不是细腻的女性？
    家庭果然能够给人以快乐与安适，但那油盐柴米的琐碎，那男女庸仆的驾驭，那宾客亲
戚的款待，还有家庭里一切说不尽麻烦事，想来常会教我眉头起皱。倘使我不可避免地有个
家，我愿意做个养家的男人，而不愿做司家的主妇。我的独立生活二十年，至今未嫁的朋友
周莲溪女士以前曾同我开玩笑地说：她想找一个女友同住，这女友须具有贤惠、忠实、能
干，对人又极细心熨帖的主妇的资格，既能像慈母一般爱抚她，又能像良妻一般顺从她。她
把整个的家交给她而不愁她有外心。她在社会上受了刺激在她身上发泄发泄，而她能不记
恨，能不出怨言。那女友顶好与她自己志同道合；不然便是个无儿无女，一无挂累的寡妇，
我常笑她这理想大痴。不惟大痴，而且也太自私自利。要女友成为寡妇，就先有亏人道，何
况还要她绝子灭孙，所以直到于今，莲溪这个女友还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还是公共生活，与我们这类人相宜。近日在某刊物上读到某先生一篇文章，介绍哈理孙
女士（ＪａｎｅＥｉｌｅ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对于居处的理想，觉得极有意思。她说：
“在别方面，我却有公共生活的天赋才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健全、文明、而且经济地正
当。我喜欢宽阔地却也朴素地住在大屋子里，有宽大的地面与安静的图书馆，我喜欢在清早
醒来觉得有一个大而静的花园围绕着。这些东西在私人的家庭里现已或者即将不可能了，在
公共生活里却是正当而且很好的。”哈女士也反对家庭的制度。她断定文化进步时，家庭生
活即不至废灭，至少也将大大的改变和收缩。
    听说外国大学生住在宿舍里，至少可拥有房子两间：一间作寝室，一间作书斋。教授也
许可以得到更多的优待。所以哈理孙女士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住在公共地方而不致感到厌倦。
至于贫穷的中国，说来可怜，三四个人像猪似的被纳在一间狭小的笼里，是常有的事。就说
可以单独占得一间房，膳食问题也难解决。以我个人而论，我对于住处马虎点不要紧，但叫
我再去咽那硬如沙粒的饭，去喝那开水冲成的汤，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了。
    问题还不止此。我们现在还可以工作，到处可以栖止；一到年龄迟暮，一切都做不动
时，还有什么地方容你久居，那可有点难说了。我理想有种养老院，每人给他两间以上的房
子，疱厕等则与人公共。饮食颇精美，像上馆子似的每人可以按着自己口味要菜，有公共的
园林和图书馆以及一切娱乐。现代教会办的青年会似乎具有这样的好处，但食宿不能两全，
又太拘束，不是爱自由的我们所能忍受。我理想的居处，恐怕始终存在理想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