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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不姓苏
作家的笔名有讲究，就像茅盾不姓茅，胡风不姓胡一样，苏童也不姓苏。我曾向苏童询问其笔名的典故。他淡淡地说：姓童，生在苏州。如此简洁、单纯，一眼见底。苏童，本名童忠贵，属虎，１９６２年的虎。
苏童十分欣赏自己这个笔名，他甚而有点迷信“命与名随”。那抑或是他早期的作品屡遭厄运，某日更名改姓，启用苏童这个名字后，凑巧一炮打响，继之百发百中。自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策划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搬上银幕后，苏童就有了不少崇拜者，特别是有的年轻女士、小姐对其崇拜程度，堪可与大岛茂、高仓健和郑少秋媲美。
苏童走上文坛，是上苍的赐予，家庭并没有给他什么熏陶。他说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看多了，手痒。中学时写诗兼而练写小说，模仿当时流行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再然后，那放出去的“鸽子”再飞回来。广种不收。
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１９８０年，苏童考取北师大中文系，在那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是时，他很想当个诗人，对自己约法三章，每天写一首诗，在吟诵一番后再进教室，心里才感到充实。班上想当诗人、作家的同窗很多，一日，他读一位同学的三行一句话的一首小诗：
产房
在
太平间的底下
他感到震惊，自愧弗如，有点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子，故转攻写小说。倒霉的是，每稿必退。羞愧尴尬，怕同学笑话，他借用一女同学家的地址，稿件由那位同学转。即便如此，他仍矢志不渝，不信上苍不感动。到１９８３年，青果终于熟了。《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发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且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
他自嘲，说自己在北京上学期间像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２２岁那年，他被分配到南京一所高校。他比该校一半以上的学生年龄还小，在一个系当辅导员，任务是帮学生领助学金、召集学生大扫除之类。他便在晚上开夜车写小说，第二天上班迟到，一副懒散样子。他对当老师没兴趣，学校对他这样的老师似也无法赏识。此时，苏童在南京文学界的朋友越来越多，且受到道友的关爱。随之，顺理成章地跳槽到《钟山》编辑部。一到《钟山》，他犹如卧虎归山，虎威大发，在为人作嫁衣的同时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一夜间，逢稿必退的童忠贵变成了洛阳纸贵的苏童。
自然人生
在江苏中青年作家中，大家公认人缘最好的有两位：苏童和叶兆言。
苏童在创作上是只虎，在生活中是只羊。他淡泊、宁静，不争名于世，不争利于朝，用他的话说，“蜗居在自己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贪欲，没有任何艳遇，生活平静、心态平静，作品也变得平静。”在许多朋友眼中，苏童虽近不惑，但仍是个听话的大孩子。儿时听父母的，病时听医生的，在校听老师的，单位听领导的，与朋友相处听朋友的。一次，朋友向他推荐微波炉的好处后，他当即花一千多元抱了一台，用了两天，说“烧出来的菜不好吃”，赔了两百元再让人。他是一个不好为人师，谨言慎语的人。他像欧也妮·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自己的语言。他的信条是“情愿不说话，绝不乱说话；情愿少说话，也不愿说错话”。他十分珍惜友情。在为人方面，他还说：“要理解那些对你摇头或不屑一顾的人。”
在阅读上，他崇尚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和塞林格，拒绝金庸和琼瑶，但偏爱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小说。他不否认，他的阅读带有某种功利色彩，向大师们学习语言，激发自己的丰富想象，促进自己的创作。他反对目前图书市场的炒作行为，指出那也是泡沫经济。他固执地认为，作家读者群的多少，是作家自己“写”出来的。一个作家只能为自己的读者群而写，而不为所有的读者，因此他的创作思路绝不为读者的兴趣而牵着鼻子走。
苏童热爱生活，他说，他是属于喜欢东张西望一类的人。喜欢一个人逛店，无所目的，满身轻松，像一个国家元首检阅仪仗队，让货架上所有的物品向你敬礼。他爱足球，系铁杆球迷。稿子可以不写，球赛不可不看。壶水开了，壶底可以烧通，比赛必须看完。他说看球是一种享受，做了球迷，宠辱皆忘，无苦恼，无迷惘，还堂而皇之地说，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纤弱越来越苍白的时候，球赛会给你最后冲撞的力量。一度时间，他曾沉湎于麻将。他老自责自己缺少风度，一输就急，越急越输。有的牌友打趣说：看苏童的洋相，找他打麻将去！
（摘自《中外书摘》１９９９年第１０期
张昌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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