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初期，苏州有一群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名为星社。范烟桥、程小
青、姚赓夔（苏凤）、蒋吟秋、郑逸梅，都是这个文社的中坚人物。同时，杭州也有一
个文学青年的结社，名为兰社，发起人是戴梦鸥（望舒）、张无诤（天翼）、叶为耽
（秋原）、戴涤原（杜衡），他们都是杭州人。我是一年之后加入的，当时我在之江大
学肄业。
    这两个社的青年都想以文学创作挤入上海文坛，先在本地造成声势，然后各向上海
的报刊投稿。其时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还局限于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圈子里，没有推动到
上海。上海的文坛，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天下。因此，这两个文社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我和望舒还特地到苏州去访问星社同人，
在闾门酒家、吴苑茶室举行了两天的联欢，我和逸梅就在此时开始了友谊。
    一二年以后，两社社员大多到了上海。这时新文学运动已在上海展开，《新青年》
在上海办了书店。《小说月报》的编辑由恽铁樵改为沈雁冰（茅盾）。创造社同人在上
海印出了《创造季刊》。兰社同人多数转向新文学，星社同人则多数挤入了鸳鸯蝴蝶派
的报刊。我和望舒、杜衡加入了共青团，办书店。姚苏凤和逸梅在上海办报纸，程小青
在苏州写霍桑侦探案。两社同人从此便分道扬镳，在不同的文艺社会中，各奔前程，虽
然同在上海，却难得见面。
    直到一九六○年，我早已结束文学创作生涯，逸梅也早已无报纸可办。鸳鸯蝴蝶派
已成文学史的名词，新文学作家已换了三四代，于是我和逸梅逐渐恢复交往。彼此有了
共同的朋友：老一代的文史学者、书画、艺术家；有了共同的兴趣：书画文物。不意一
场“浩劫”，又使我们的交往隔阂了十年，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再度继续往来。现在
则彼此都已成皤然一老，书札往复，代替了登门造访。这是我和逸梅六十年间的友谊历
程，正好反映了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聚散离合的因缘。
    逸梅厕身报界，是新闻记者，但他写的文章，大多报道许多文人、学者、艺术家的
遗闻轶事，不是新闻。因此，他自称为“旧闻记者”。他办报，主要是编辑来稿，遇有
版面空白，才不得不写一二条短文随笔，填补空白。于是他又以“补白大王”著名于报
界。“旧闻记者”是逸梅的自我讽刺，“补白大王”却不免有些贬意。因为一般人都以
为报刊的补白，都是无足重轻的文字。
    一九七四年，逸梅八十寿辰，我曾赋一诗奉贺。其中有云：
    君于翰墨有独嗜，搜罗文献常拳拳。
    百年掌故了如指，耆旧风流舌粲莲。
    短书小记亦《世说》，时人不识刘临川。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新观点。我以为逸梅的著作便是当代的《世说新语》。向来研究
古典文学的人，无不推崇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认为是南北朝文学中的重要作品，
直到明清二代，还有许多摹仿作品：《续世说》、《今世说》。有些人不知道中古文学
中曾有过这种文学型类，刘义庆的《世说》也还不是唯一的作品，在它以前，已有过郭
颁的《世语》。如再上探其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论语》、《孟子》。不过那些作品，
偏重于记言，而逸梅的笔下则偏重于记事，其本质和意义原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时人轻
视逸梅的补白文字，无异于不认识刘义庆的《世说》。
    近几年来，我这个观点大约已为许多文艺界和出版社的朋友们所认可。逸梅平生发
表过的补白，已经不少，加以解放以来随时札录，未曾发表的，尤其是积稿满箧。各地
出版社先后已为他印出了二十多种，极受读者欢迎，至少都以为是一种近百年间不见经
传的文学史料。由此可知，我那句诗“时人不识刘临川”，应当作废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要为逸梅印一个选集，逸梅要我为他写一个序，因为老朋友中间
今天还健在而还能动笔的，只有我一个了。为此，我不能不写这篇序，借此记录我和逸
梅的交往经历，并且阐述了我对他这些作品的评价。我以为这是一种当代的《世说》，
有文学价值，更有文史资料价值，虽然不属于新文学史。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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