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生前印过四本诗集。第一本是《我的记忆》，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水沫书
店出版。水沫书店是刘呐鸥、戴望舒和我合作经营的一个小出版社。当时我们都是文学
青年，年少气盛，想介绍一点外国文学，也想自己创作一点文学作品，每天总得动动笔
头。可是积稿甚多，总是很不容易找到肯为我们印行的出版商。一赌气，我们就自己办
起一个出版机构。刘呐鸥出钱，我和望舒出力，我们劳资合作，首先印了我们自己和朋
友的创作，定名为《水沫丛书》。二年之间，印出的诗集有望舒的《我的记忆》和姚蓬
子的《银铃》，小说集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我的《上元灯》和徐霞村的《古国
的人们》。
    望舒的诗，虽然已在《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上发表，开始引起文艺界的注意，但
是他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
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出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
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书虽印出，还能说是有了客观的需要。
    《我的记忆》出版之后，在爱好诗歌的青年读者群中，开始感觉到中国新诗出现了
一种新的发展。望舒的诗，过去分散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读者未必能全都见到，现在
结集在一本诗集中，它们的风格呈露了。在当时流行的新月派诗之外，青年诗人忽然发
现了一种新风格的诗。从此，《我的记忆》获得新诗读者的认可，标志着中国新诗发展
史的一个里程碑。
    水沫书店因淞沪抗日战争发生而歇业，《我的记忆》和其他的书都绝版了。一九三
二年，我在现代书局编《现代》文学月刊，为望舒发表了新的诗作和《诗论零札》，在
青年诗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各地都有人向书店中访求《我的记忆》，可是已无书供
应了。于是我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列入我编的《现代创作丛刊》，由现代书局出版。
我的原意是重印《我的记忆》，再加入几篇新作诗就行了。岂知望舒交给我的题名《望
舒草》的第二本诗集，却是一个大幅度的改编本。他把《我的记忆》中的《旧锦囊》和
《雨巷》两辑共十八首，全部删汰，仅保留了《我的记忆》一辑中的八首诗，加入了集
外新诗，共四十一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印出，杜衡为撰序文。
    《望舒草》的编集，表现了望舒对新诗创作倾向的最后选择和定型。在《我的记忆》
时期，望舒作诗还很重视文字的音韵美，但后来他自我否定了。他的《诗论零札》第一
条就是“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为了符合他的理论，他编《望舒
草》的时候，才完全删汰了以音韵美见长的旧作，甚至连那首脍炙人口的《雨巷》也不
愿保留下来。这样，《望舒草》就成为一本很纯粹、很统一的诗集。无论在语言辞藻、
情绪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这一集中的诗，都是和谐一致的，符合于他当时的理论
的。这本诗集，代表了戴望舒前期诗的风格。
    现代书局于一九三五年歇业，《望舒草》也绝版了。上海杂志公司老板张静庐，曾
经是现代书局的经理，知道望舒的诗能有销路，他就请望舒再编一本诗集应市。这时候，
望舒从法国回来不久，住在上海，未有工作，没有固定收入，可是已结婚成家，又碰上
父亲故世，有老母要养，因而生活相当窘迫。幸而承胡适之为他介绍给中英文化教育基
金会，请望舒从西班牙文译《堂·吉诃德》①，迷。每月交译稿三万字，基金会每月付
他预支稿费二百元。依赖这一笔收入，望舒的生活才得安定下来。可是每天一千字的译
文加详注，要占了大半天时间，此外，他还在很高兴地办《新诗》月刊，计划印行《新
诗丛书》，自己就反而没有诗了。    

  　　①望舒译作《吉诃德爷》。此书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没有译完。

  

     编第三本诗集，不得不把《我的记忆》中被删汰的十八首又全部收进去，加上《望
舒草》和五六首新作，一共六十三首，题名《望舒诗稿》，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上海杂
志公司出版。这本诗集出版的时候，我不在上海。当年八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我到
昆明去了，直到八年以后，胜利复员回上海，才得到一本。这本《诗稿》的“目次”页
上，第一篇是《自序》，但书中并无序文。我查了四五个印本，都无序文。可知是急于
出版，来不及等作者的序文，而目录上却没有删掉。
    《望舒诗稿》不是一本理想的结集。在作者，它是为微薄的生活补贴而编的；在出
版商，它是为“生意眼”而印的。因此，要求内容多些，印刷快些。全书的排字、校对，
都很草率，误字、夺字不少。也有一些文字似乎是作者自己改的，我觉得有几处改得反
而不及原作。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他的诗都发表在香港报刊上，我很少见
到。一九四八年，他回上海，把战时所作诗二十五首，编为《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
群出版社印行。这是他的第四本诗集。望舒在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
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
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
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
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
    望舒作诗三十年，只写了九十余首，论数量是很少的。但是这九十余首所反映的创
作历程，正可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第二代诗人是怎样孜孜矻矻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在望舒的五本诗集中，我以为《望舒草》标志着作者艺术性的完成，《灾难的岁月》标
志着作者思想性的提高。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
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即使在《灾难的岁月》
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很有些阿拉贡、爱吕
雅的影响。法国诗人说：这是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我以为，望舒后期的诗，可以
说是左翼的后期象征主义。
    望舒于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病故。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请
艾青选编了一本《戴望舒诗选》。这个集子是从《望舒诗稿》中选录了二十三首，从
《灾难的岁月》中选录了二十首，合共四十三首，有艾青的序文。在当时的文艺气候中，
这个集子是选得很妥当的，可以看到望舒诗艺的整个历程。这是望舒的第五本诗集，他
自己不及见到的。
    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政治波涛的几度腾涌，文艺路线愈“左”愈窄，望舒的诗被
冷落、被埋没了几乎二十年。但是，有一位台湾诗人痖弦，却在七十年代编出了一本
《戴望舒集》，以应海外读者的需要。可知在这一段时期，望舒的诗不行于大陆，却为
海峡彼岸的青年诗人所重视。这是望舒的第六本诗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文艺界也
生动活跃起来。有许多新的青年诗人涌出，大胆地突破旧教条的枷锁，写出了现代型的
新诗歌。于是就有人想起了戴望舒，要找他的诗集来参考和借鉴，也有不少学者，在搜
集他的有关资料，作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工作。
    青年诗人周良沛费了不少精力，搜集望舒的全部诗作，共得九十二首，编为《戴望
舒诗集》，保留了艾青为《诗选》写的序文，又请卞之琳写了新序，卷尾有周良沛的
《题记》，详细叙述编辑这本诗集的经过情况和校读观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
一年一月印行。这是望舒的第七本诗集，可以说是最完全的诗集。可惜的是，此书排字、
校对太草率，有许多误字、夺字，甚至有遗漏一整段的。
    一九八三年，香港三联书店希望有一本戴望舒的选集，列入他们的《现代中国作家
选集》丛书，委托我和应国靖从事编纂。当时我病住医院，精力不济，无法多动手。因
此，除了写一篇《引言》，并提供一些资料之外，所有的工作都是应国靖做的。这是戴
望舒的第八本诗集，书名就称《戴望舒》。虽然列入选集丛书，实已收入了全部诗作。
此书已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不久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一个国内版。
    望舒初期的诗，有很浓厚的中国古诗影响。及至他沉浸于法国诗，才渐渐地倾向欧
洲现代诗，竭力摆脱中国诗的传统。他一边翻译介绍外国诗，一边从中吸收自己所需要
的养料。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一九八一年开始编印了一套《诗苑译林》，委托我收集望舒
的译诗，编一个集子。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花了一年时间，编出了《戴望舒译诗
集》，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出版。
    从这个译诗集，我们可以看出望舒的译诗工作是和他的创作互为影响的。初期的戴
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诗也有些道生
和雨果的味道。中期的戴望舒，偏爱了法国的象征派诗，他的创作诗就有些保尔·福尔
和耶麦的风格。后期的译诗，以西班牙的反法西斯诗人为主，尤其热爱洛尔迦的谣曲，
我们也可以在《灾难的岁月》中，看到某些诗篇具有西班牙诗人的情绪和气质。《戴望
舒译诗集》首先是研究戴望舒创作诗的参考资料，其次才是作为一本优秀的译诗集，为
文艺读者介绍外国诗歌。最近香港报上有人评介这个译诗集，也曾将望舒的译诗和创作
进行比较，而认为读了此书，“好像读到了比其他译诗集更多的东西。”①    

  　　①见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香港《星岛晚报》载叶彤作《翻译与表达》。

  

     戴望舒，作为一位新兴诗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初。他的三本诗集也都是出现在三十
年代。它们虽然极为文学界所注目和赞扬，它们的风格也确曾影响了许多同时代诗人，
但是这几本诗集都只印了一、二千本。四十年代出版的《灾难的岁月》听说只印了五百
本。这些诗集如果能够卖完，已经算是新诗集的畅销书了。《戴望舒诗选》出版于一九
五七年，正是批判胡适、胡风、《红楼梦》研究的高潮刚才退落，反右的大浪正在涌起，
解放前一切文艺作品没有人读的时候，这本诗集却静悄悄地印行了一万八千五百本。一
九八一年的四川版《戴望舒诗集》，初版印八千五百本，同年十二月再版，累计到三万
八千本。听说后来有三版本，不知印了多少。《译诗集》的初版也印了四千二百二十本。
这一系列数字，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三十年间，文艺书的一般读者和文学
研究工作者，青年诗人，猛增了三四十倍。这岂不是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的现象吗？可
悲的是，望舒已不能知道，他的诗，非但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反而使他的声誉更盛于生
前。
    浙江文艺出版社有一个计划，要为本省诗人印出一系列的“全编”。已出版的第一
种《徐志摩诗全编》，获得读书界的高度评价。现在打算将戴望舒的创作诗、译诗和关
于诗的一切杂文零札，汇入一编为《戴望舒诗全编》。我以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对望舒诗的爱好和研究者、图书馆和藏书家，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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