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热中于词学的时期。白天，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资
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职任务之外，集中余暇，抄录历代词籍的序跋题记。在中国
文学批评史中，词学的评论史料最少。虽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数十年的精力，编集了一部
《词话丛编》，但遗逸而未被注意的资料，还有不少。宋元以来，词集刊本，亡佚者多，
现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词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种以上，但近年所常见者，不过四五
百种。历代藏书家，都不重视词集，把它们与小说、戏曲归在一起，往往不著录于藏书
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仅著录了词籍八十余部。因此，我开始收集词集，逐渐发
现其序跋中有许多可供词学研究的资料。于是随得随抄，宋元词集中的序跋有见必录，
明清词集中的序跋，则选抄其有词学史料意义的。陆续抄得数十万言，还有许多未见之
书，尚待采访。
    晚上，在家里，就读词。四五年间，历代词集，不论选本或别集，到手就读，随时
写了些札记。对于此道，自以为可以说是入门了。我以为，唐五代的曲子词，是俗文学。
《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种文学作品的作用，是
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是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作者在写作这种歌
词的过程中，尽管会不自觉地表现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绪，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识到
创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词的创作方法，纯是赋体，没有比兴。文人要言志载道，他就
去做诗文。词的地位，在民间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间是与诗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从
苏东坡开始，词变了质，成为诗的新兴形式，因而出现了“诗余”这个名词。又变了量，
因而衍为引近、慢词。我们很难说，苏东坡是唐五代词的功臣呢，还是罪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间集》曲子词的规格体制，选了一部宋
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间集》。一九六四年，又选了一部《清花间集》，使埋没隐晦已
久的《花间》传统，在这两个选本中再现它的风格。在历代诸家的词选中，这两个选本，
可以说是别开蹊径的了。
    这两本选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为自己欣赏词的一份私有财产，仅在少数友好
中传阅过，从来不想公开发表，因为怕它不合于当今的文学规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
社的赵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连袂来访，得知我有此稿，他们表示愿意为我印行，至少
可以扩大读者群，让我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便同意把这部书稿印出
来，为古典文学的读者开辟一个视野，为我自己留下一个文学巡礼的踪迹。双方多少有
些效益。当此发稿之时，咏唐人诗：“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心里还不
免有些顾虑。这两个选本，虽然够不上“风流高格”，确也不是“时世梳妆”，为此，
写了这篇总序，向读者说明我选编此书的渊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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