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代，晚明小品文曾在读书界流行过一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明人小品
文似乎成为遗世独立的性灵文学，无论日常生活或写诗文，要以非常闲适地抒发个人之
情为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炮火，把这种闲适的抒情气氛打垮了，从此没有
人再提起明人小品。
    近来，忽然又有人在注意明人小品了。香港有一位青年学者，写了一本《晚明小品
论析》，要我写一个封面题签。前不久，上海书店通知我，要重印我的一本《晚明二十
家小品》。现在，又收到卢润祥同志来信，说已编成一本《明人小品选》，要我给他写
一篇序文。这样一来，使我感到，好像我和晚明小品文有密切的关系，也许现在的青年
人，以为我也是在三十年代大力提倡明人小品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觉得，今天应当说
说明白。
    我在一九三五年选编过一本《晚明二十家小品》，这纯然是为“稻粱谋”，应出版
家之请而投机编书，并不是作为提倡晚明小品的文学事业。我在那本书的序文中早已交
代过了。我以为，对于一个文艺作家，无论他的创作方法，或他所选择来表现的题材内
容，都不应该局限于一隅。人的社会活动是复杂的，有闲适的时候，也有激昂奋发的时
候。有抒写儿女私情的作品，也有发泄民族公债的作品。只要看杜甫和辛稼轩两大诗人。
他们的作品中有民族革命意识，有政治讽谕，但也有不少闲适的抒情韵语。这是每一个
作家正常的创作方向。
    最早宣扬晚明小品文的，是周作人。他在一次关于《新文学之源流》的演讲中，首
先讲到的公安、竟陵两派文人为首的晚明作家，他们的创作倾向是反对前后七子的伪唐
诗，反对唐顺之、茅坤的伪古文，反对当时达官贵人的馆阁文体，因而提出了抒发个人
情感，纯任自然，不加刻划，不为载道之文，不用陈辞滥熟语，这一系列针对当时文弊
的主张。周作人以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其基本精神正与晚明的公安、竟陵
派文学运动相似。因而他的结论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是上承晚明的文风。
    从这一角度来讲文学发展史，当然可以备一说。但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
派。认为公安、竟陵文人是言志派，他们的对立面是载道派，这样就把作家的创作方法
分为一对矛盾，抒情的不准载道，载道的不准抒情。后来，林语堂接过周作人的火炬，
在上海大力提倡晚明小品文，他积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努目的革
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的政
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避现实的没落文风。
    现在，读书界又将出现一些明人小品的选本，包括卢润祥同志的这一本。我利用这
个机会，把我对于晚明小品文的看法谈一谈。这些小品文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在于如
何对待，如何认识，如何继承和学习它们。今天的青年读者，对这些晚明小品，应当看
作是古典文学百花中的一朵，而不是唯一的一朵，也不能说是最好的一朵，应当了解它
们之所以产生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
其实，不仅是晚明小品，我们对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的一切流派，都应该运用一分为二
的辩证观点去了解和学习，本文就只着重谈一下晚明小品。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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