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杂志有一个《治学篇》专栏，去年，编者就来找我，要我给这个专栏写一
篇文章，谈谈我的治学经验。我当时贸然答应，毫不考虑。现在编者又来敦促，要我践
约交稿，我这才想起，我这一辈子到底“治”了些什么“学”？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
我自己反省，弱冠以来，迄今五六十年，我的确“治”过不少“学”，几乎每年每月每
日都在“治”，可是我“治”得了什么“学”呢？没有！我完全无“学”，因而至今是
“不学无术”。
    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四年制中学第三四年级的时候，中、英语文阅读及
写作能力，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中文是家学，我父亲教我从《古文观止》读到《昭明文
选》。英文得力于叶颂藩老师的文法课，他教授《纳氏文法》第四册，使我能基本上懂
得英文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语文基础，是我的有利条件。中学毕业后，报考东南大学国
文系，同去应考的有四个同学，只有浦江清一人被录取，我和其他二同学均名落孙山。
于是去报考之江大学，因为听说教会大学容易考。果然被录取了，就进之江大学去读英
文。在之江，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我就钻进了英国文学。一年之间，我读了英国
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对英国文学刚才懂得一些皮毛，可是因为参加非宗教大同盟，
不能不退学了。
    第二年，我到上海进上海大学，读中国文学系。陈望道老师讲修辞学，沈雁冰老师
讲西洋文学史，俞平伯老师讲诗词，田汉老师讲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这些课程都对我有
相当影响。西洋文学史的教材是周作人编的《欧洲文学史》，这部书的内容，实在只讲
了希腊、罗马部分，我以为不足，就自己去找英文本的欧洲各国文学史看。俞平伯老师
讲过《诗经·卷耳》，指导我研究《诗经》的路子。于是我找到一部方玉润的《诗经原
始》，通读之下，豁然开朗，才知道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在上海大学读了两年，又转到大同大学读英文，在叶上之、胡宪生老师的指导下，
读了司蒂文生的散文《骑驴旅行记》和沙克莱的小说《亨利·爱思芒》。同宿舍的同学
有许思玄，读英国文学书甚勤奋，我和他对床而坐，颇受他的影响。以后又转入震旦大
学读法文，随即便爱上了法国诗，从龙沙、维雄到雨果，似懂非懂地乱读了一阵。中国
古典文学，就此放下了。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职业是书局编辑，业余工作是写
小说，翻译外国文学。阅读的也多是外国文学，偏重于苏联、东欧诸国和美国。读书没
有计划，得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知识面广了，眼界开了，可就是说不上研究。在周作
人、林语堂的影响之下，也曾有一二年热中于明人小品文，把公安、竟陵派的几十部诗
文集看了一遍。
    一九三七年秋，到云南大学文史系教书，系主任分配给我的课程是大学一年级的国
文、历代诗选、历代文选。我战战兢兢地接受了任务，努力备课，编讲义。上了几个月
课，才知道过去光是读书，纵然读得很多，全不顶事。有许多古典作品，过去读过几十
遍，自以为懂了，没有问题。可是拿到课堂上去一讲，经学生一问，就觉得有问题了。
怎么办？要解答，就得研究。从此开始，我的读书方法才深入了一步。
    在云南大学三年，有条件阅读了许多云南古代史文献，写下了一些札记。在向觉明
的影响下，看了许多敦煌学文件，校录了十几篇变文。一九四一年，到福建厦门大学任
教，于是云南古代史和敦煌学的兴趣消散了。在厦门大学五年，由于厦大图书馆的藏书
毫无损失，全部内迁，我着实看了许多书。给学生开了一门专书选读课，讲了一年《史
记》，自己也写了许多《史记旁札》。读了七八十种宋人笔记及野史，抄录了所有关于
词的资料，打算编一本《宋人词话总龟》。这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都在“浩劫”中损
失了。
    解放初期的五六年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费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前后译出了二
百多万字的东欧、北欧及苏联小说。一九五七年以后，才重又回到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研
究，主要是对唐诗宋词做了些考索工作。但就在同时，我的兴趣又转移到金石碑版。陆
续写成了《水经注碑录》、《诸史征碑录》、《唐碑百选》、《北山楼碑跋》等十多种
著作。这些手稿，在“浩劫”中也损失了一大半。
    以上是我生平治学的一个大概情况。如果说“治学”就是“研究”学问，那么我实
在没有“治”过任何一种学问，因为我的研究工作实在做得太少。不过我以为“治学”
这个名词，意味着一整个过程。任何人都不会一上手就研究一门学问，必须有一个逐渐
走向研究工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我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浅尝到博览。对
某一门学问开始感到兴趣，渐渐地一本一本找这方面的书看，熟悉了关于这一门学问的
各方面情况，这是第一个阶段。既已熟悉了关于这门学问的各方面情况，在更广泛的阅
读与思考之际，必然会发生问题。碰上了问题，就要自己去求解决，这才走上了第二个
阶段，可以称之为“入门”。入门之后，你会觉得欲罢不能，索性把一切弄不清的问题
弄弄清楚。于是不能不展开更深入、更广泛的探索，这样才到达第三个阶段，开始做研
究工作了。
    由于我个人性情急躁，没有耐性，缺乏锲而不舍的精神，再加上生活条件的不稳定，
我治过许多学，可是都只走了两段路，没有完成治学的全程，因此，至今不名一家，在
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我只是一个“三脚猫”。
    我把我的经验贡献给青年学者，祝愿他们审慎决定研究课题，一段一段地走完治学
的全程，不要像我一样的见异思迁，半途而废。近来有不少青年学者，随便找一个课题，
一上手就做研究工作，对这个课题的各方面情况，全未了解。这是没有基础的研究工作，
不可能取得正确的成果。他们的毛病，恰恰和我相反。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于华东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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