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
书人书事
聂作平
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沈从文慢慢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幽深静寂的院落里，大墙外喧嚣的市声被浓密的树荫和九重飞檐托起的天空隔开了；瘦瘦的沈从文在一件件曾作过历史见证人和旁观者的文物间徘徊——这便是我所想象的一个被折断了笔的小说家的苍凉晚景。
众所周知，由于我们这个民族那过于宏大因而也就过于恐怖的革命情结，作为汉文学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沈从文４９年以后再也不能写那些关于湘西的性灵文字了，从这一年到他去世，其间是漫长的４０载。四十春秋，我们完全可望他写出更多的《边城》，更多的《湘西散记》，然而，造化弄人，小说家沈从文竟然在创作生命最旺盛的年代折断了天才的笔。
北平解放前夕，沈从文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他留在了北平。但不久，北京大学却贴出壁报，全文抄转了郭沫若发表于香港的《斥反动文人》，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由此带来的巨大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北平解放后，沈从文作为小说家或大学教授都已不合时宜，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改行。
文物有幸，得遇沈先生这样的知已和真爱。从沈从文转向文物的动机来看，未尝没有避祸的初衷，但正如语言学家、沈的连襟周有光所认定的：“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于是乎，我们才看到了当一个小说家的笔折断以后，他仍然散发出的人格的光芒与学术的珠辉，才看到了堪称巨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这册性灵的《花花朵朵、坛坛罐罐》。
时至今日，在沈先生作古十年后，我们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骄傲地宣称：一个天才的作家哪怕被迫与他钟情的文学分手，他仍可能在那些与文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但是，如同任何一个真正的写作者都可以想象或体会得到一样，尽管沈从文以生命的将近一半悠游在文物之间，并颇有建树，但作为一个曾经与语言达到了水乳交溶状态的小说家而言，他肯定永远无法释怀于被剥夺了的创作权利。因此，沈从文一度仍梦想将折断了的笔重拾起来，他的夫人回忆说：“沈从文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当北京文联偶尔请他参加一些活动时，他总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并在一次会上自语：“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多年以后，沈从文在回忆起他作为文物工作者的岁月时曾写道：“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着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在这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怅望里，我们没法回避沈从文这一偶在生命个体对于浮生若梦的疑惧和焦虑，没法回避那用了整整四十年来独自承受的那一份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与伤。
哲人其萎，中年以后的沈从文除了留给我们一部关于古代服饰的巨著和这本后人编辑的随笔体文物研究文集外，便只有高大的午门城墙下一个孤独而绝望的背影了。１９４９年，给沈从文的命运带来不祥阴影的是郭沫若那篇短文，３０年后，代表了沈从文几十年文物研究成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时，为之作序的不是别人，正是郭沫若。历史出人意料的幽默感，常常令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只得欲说还休——而据陈徒手先生的文章讲，沈从文去世前不久曾对汪曾祺和林斤澜说：“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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