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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在豆腐店那间到处封满尘土的老屋里计划写点东西，他走进来了。嘴里衔着烟斗，手插在裤袋里面：他望室内打量着，下着批评。但还没有谈上三句话，陈宏模先生也走来了。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人，个子十分瘦小，他一进来就立刻望大家发出一种兴高采烈似的笑声，甚至跺着脚来表示他的惊异和愉快了。 联络参谋的神气看起来好像颇为激动似的。他笑嚷道： “好得很！我正要找你们三个人谈谈！真遇缘极了！” 而贺龙将军于是退往一张对了门安置着的柜子边去，从容地靠在上面。他毫无惊异的颜色，平静而又冷淡，仿佛他是一个观察家，或者一个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样。他的态度和联络参谋的显出一种奇怪的对照。 “你说是什么事情呀？”他简短地扣问对方。 “什么事情？要找你们三个人合作，供给我一些材料呢！ 作战方面的，群众方面的，什么都要一点，——不然将来回到后方去，大家问起怎么办呢？！” “那容易得很，”取掉烟斗，他平静的回答了：“这还不容易，我供给你好了。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哎呀！现在算是一下有办法了！” “这还不容易。走！我们出去逛一转看。” 于是他悠悠闲闲地把我们一直领到了养马的地方。在村外一家散居的老百姓屋前空地上钉着很多木桩，有的就利用树木，上面套着相当数目的马匹。其中有几匹是王震将军新近才送来的，但他似乎已经熟悉它们的性格和毛病了。他一匹匹地下着批评；但从他那一直显得冷淡的神情看来，他不过是在向他自己表示意见而已。 在回到司令部以后，他的态度也没有改变。这时天已经黑了。他默默地亲自望一个平常煨水用的小炉子里加着木炭。 并且几次用脚移动着它，端详着，看它是否已经蹲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适当地位。我们大家都落在一种不大自然的沉默里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陈宏模先生。他要我详细告诉他当天我们去附近镇子上访问农会的情形。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而当我正在介绍几个农民干部在文化上的进步情况时，贺龙将军忽然插断我道： “这算什么？我们一般干部不都是农民出身的，从前一字不识，现在你去同他们谈谈就知道了。” “是呀，”陈同意着他，“你单看那个警卫班长吧！怎么这两天不见了呢？” “带人到前面侦查去了。你看他土头土脑的吧！他还满有办法呢。” 一直被他叫做张娃儿的警卫员，一个登登笃笃的青年同志，这时走进来添炭，随又退出去了。 “就像这些青年人吧，”他望着那挺直结实的身影说，“一放出去都是有办法的。时间还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月五月，一搅两搅他就会搅出一个满大的队伍来。” 陈又照样同意了他，并且把抗大的同学同等地夸奖起来，而他立刻柔声地否认道： “那些都还是蛋。出来工作一年两年看还成么。这就像石头样，磨来磨去，磨玉了就对了。” 他的声调照例是充满一种爱抚和期望混合的感情。在谈到一般干部的时候他大都是这样，恰像在谈着和自己同一血统的亲属一样。对于杨家瑞——一个支队长，行伍出身，曾经作过红军的团级指挥员。而自从八路军进入山西，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击敌人。他似乎特别感到兴会。而当联络参谋提谈起杨来的时候，这晚上他第一次显得有一点兴致了。 “那能打啊！”他半眯着眼睛拖长声音叫了。“看样子三天难说两句话，热也是那样，冷也是那样，——一块面团呢！” 他随即又兴致勃勃地描绘了另外两三个干部的风貌给我们看。 “比如宋时轮吧，”他用同样的调子继续说，“那才要命！ 他就从来一句话都不多说，石头一样。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还矮，看了不成样子。嗨，可是东一搅，西一搅，他会搅出一个大队伍，通到冀东去了！” 联络参谋称誉这些人都是白手兴家的能手，而他坦然地笑了，解释道： “这也正是八路军的一点特长！随便丢一个干部出去都能够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什么困难都能够打开。失败的很少很少。不过说句老实话，同志！就是这点特长，也是共产党拿血换出来的呢。” 于是在向我们投过严肃的一瞥之后，他又重新望椅背上靠去；慢条斯理地吸燃烟斗，两手搁在椅靠上面，显得更冷淡了。所不同者，在他的冷淡中添加了一点近乎傲岸的自信。 在谈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时候，他的表情多少总带点这种意味，但也立刻就过去了。为了沉默的不合适，联络参谋又和我单独讲说起来。我们谈的是灵寿优待抗属的实际情形。 我先告诉了他一个大概，而正当我准备讲几个实例的时候，贺龙将军的暗笑使我停下来了。他依旧摊在圈椅里，但却取掉烟斗，一面回忆着什么似的，一面向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抗属的故事。 “一个老太婆也是儿子被打死了，”他自语似的慢慢地说，“自己动不得。按照优待办法，全村人都该帮忙她，这个担水，那个劈柴。她高兴得很，以后逢人便说，从前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全村人都是我的儿子了。” 我们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但他又站起来继续道：“这一下再也没有人帮她的忙了。你们想，谁愿意做儿子呢？” 他懒懒地凝望着我们，使人觉得应该是让他休息的时候了，我们于是告辞出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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