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夫人孔德沚，本来身体比较健康。虽然有点肥胖，患有糖尿病，但她心情开
朗，笑口常开，楼上楼下操持家务，忙个不停。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袭来以后，她日夜为丈夫的命运担惊受怕，心情忧郁，
头上白发增多了，体质日见衰败。除了糖尿病，又有了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加上营
养不足，又得不到好医生的诊治，没有对症的好药。本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由茅
盾托香港的友人买了寄来，“文化大革命”后不准再寄。孔德沚的病眼看一天比一天加
重了。
妻子沉疴不起，茅盾内心如焚。但在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里，他能想出什么办法呢？
他能去找谁帮助呢？几十年战斗过来的革命同志、文朋诗友，有的已被投进监狱，有的
自身难保。过去给他们看病的王历耕医生，也已被赶出北京医院。其他的医生不熟悉病
情，难以对症下药。他每次拖着病躯陪妻子去看病，回来后全身像要瘫了一样。
妻子看他为照料自己，气喘吁吁地楼上楼下忙碌，心疼地说：“德鸿，看把你累的，
不要我的病没好，你又给拖垮了。”
茅盾摇了摇头，安慰她：“不会的。你安心养病要紧。”
孔德沚服药后睡着了。他望望妻子满头的白发，看看她脸上一条条的皱纹，不禁想
起“文化大革命”以来她精神上经受的折磨。
他们家有一只铜质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女神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
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工艺品。但是那次抄家时，红卫兵说它是“四旧”，勒令
不准使用。
有一天，儿媳陈小曼回来看到台灯上的裸体女神穿上了一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
便问婆婆。
孔德沚说：“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才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
免得添麻烦。”
1969年春天，经化验、检查，孔德沚的尿糖已得到控制，血压亦正常，只是冠状动
脉硬化稍有进展。医生对茅盾说：“这是老人常见病，她七十三岁，没有大关系。”
然而妻子比以前瘦了许多，“这是否与病有关？”他问医生。
医生没好气地反问：“千金难买老来瘦，你不懂？”
茅盾想，这话很对，老年人与其肥，不如瘦，她过去太肥胖。这下瘦了，也许是好
兆不头。
秋凉后，孔德沚更加瘦弱，而且下肢浮肿，只是血糖、尿糖仍然正常。茅盾天天服
待她吃药，虽未见好转，也未见加剧。
到11月，他发现妻子突然食欲不好，服了开胃药，才有所好转。年底，又食欲大减，
手也浮肿，服了中药、西药，仍不见效。
“今年一月中旬，体力益弱，行步须扶持，且甚慢，已不下楼。此段时间，连进医
生三次门诊，医生只谓老年，积久慢性病等等。除服常服之四、五种药外，别无他法。”
（致陈瑜清信）
到1月24日，孔德沚白天昏昏欲睡，饮食不进，前半夜却不能入睡。
有人对茅盾说，“这是酸中毒的现象。”他“啊”了一声，才觉得不妙，慌忙送妻
子进医生急诊。
此时，孔德沚已神智昏迷。经过验血，医生诊断为：酸中毒、尿中毒、慢性肾炎并
发。
抢救了十多个小时，无效。
这天是1970年1月28日。孔德沚──这位茅盾一生的贤内助，终于抛开了老伴和儿孙，
与世长辞了。
对于已经处在风烛残年中的茅盾，这个沉重的打击，无疑是雪上加霜！
妻子火化那天，茅盾悲痛欲绝，默默垂泪。他和儿子沈霜、媳妇陈小曼等七八个亲
属，还有叶圣陶及其儿媳，参加了火化仪式。冷冷清清，唯有衣情与哭声。
在致表弟陈瑜清的信里，他叙写了妻子的病情、医疗及逝世的情形后说：“德止七
十三岁，未为短寿；观其病中痛苦，逝世亦为解脱，惟孙儿女皆未成立，她死时必耿耿
于心也。”
他还告诉表弟：“我精力大不如去年，懒动，即作此一书，亦辍笔数次方才写完。
据此可想见为废物矣。”（7月7日信）
后来又写道：“我自前年下半年就日见衰弱，去年德止病中，我强打精神，照顾病
人，但自她故世，我安定下来，就显得不济了。现在上楼下楼（只一层而已）即气喘不
已，平地散步十分钟也要气喘，医生谓是老年自然现象，无药可医，但嘱多偃卧，少动
作。如此已成废人，想亦不久于世矣。但七十五岁不为寿，我始愿固不及此也。”（10
月15日信）
我把妻子的骨灰盒捧到自己卧室里，搁在五斗柜上。常常站到骨灰盒前，久久地凝
视着，两行老泪禁不住潸潸而下，往事便潮水般地在他脑海中涌现。1949年解放后，新
的生活召唤人们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有一天，妻子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您也为我
安排一个工作，我也要参加革命！”周总理认真考虑后，回答好说：“好，我给您安排
一个对您最重要也是最合适的工作，──照顾好茅盾同志。他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今后要他为新中国描蓝图，为新中国作出新的贡献。您要好好照顾他，这是党交给您的
任务，这比您做任何工作都重要！”
那时，妻子听话地点了点头，从此便把照顾他生活起居当作党交给的任务。而今，
在他最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却被死神夺走了！
茅盾痛悔自己没有早想到给妻子多准备胰岛素，没有早想到减轻妻子的家务负担，
没有早想到分出一些时间和妻子到处地去走一走，甚至建国经后他俩连老家乌镇也没有
回去过一次！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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