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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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白色的乌鸦[1]
                  
                  
                  
                                                   龙应台
                  
                  
                  
                      那一天晚上,有香港来的董桥夫妇、为《当代》杂志献身的金恒炜夫妇、刚从
                  瑞士回国的我,和从通霄北上、一身乡村气息的七等生。
                  
                      我们谈到民族主义和世界公民的问题。地球村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臭氧层中一个破洞,对纽约高级住宅区中绅士淑女的影响和对南美丛林中的印第安
                  部落土著的影响一样。伊索比亚的饥民手中的奶粉来自瑞士,也来自加拿大。到一
                  九九二年,整个西欧要变成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邦联。在这个彼此息息相关的新世界
                  里,民族主义是不是该淡化?
                  
                      “种族、国界,对我都没有意义,”七等生说,“我相信人的价值是唯一的价
                  值;那价值是共通的……”
                  
                      与我初识的七等生,留着齐颈的长发,用温文而缓慢的声调讲话,讲的是他对
                  四海一家、人皆兄弟的信念,眼睛里透着梦幻似的光芒。
                  
                      我心里暗笑:完了,碰到了一个比我还严重的理想主义者!
                  
                      在殖民地生长生活的董桥往梦幻骑士的头上浇下一杯冰凉的水:
                  
                      “你有这四海皆兄弟的想法,但是人家把你当兄弟吗?”
                  
                      “弱势民族有没有资格谈四海一家?”一向思考敏锐的金恒炜也浇下一杯冰水。
                  
                      “走在瑞士的街头,无知的人不是把你看作泰国来的妓女,就是当作柬埔寨的
                  难民;对你不是轻视就是屈尊的同情。这个时候,你怎么来跟他谈‘人的价值是唯
                  一的价值’,我们是兄弟姊妹?”我也恶狠狠地当头倾下一桶冰水。
                  
                      温柔的七等生成为众矢之的,面对着龇牙咧嘴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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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的我,在瑞士住了第一年,确实是不太愉快的。收在《人在欧洲》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泰国来的?》,写出了欧洲人对亚洲人不甚自觉的歧视。然而
                  在现实环境中,又确实有那么多泰国来的卖春女郎、为换取护照而结婚的亚洲女子、
                  背井离乡为生活奋斗的亚洲难民;我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成见,而又必须每天面对
                  这些成见,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
                  
                      董桥终年生活在殖民文化的夹缝之中,对民族主义问题自然敏感。恒炜一向有
                  世界视野,又在种族杂处的加州生活过几年,对强弱民族间的矛盾也难免有所感触。
                  而我,一年来老被人问:“您是泰国人吗?”和幼儿走在街上,陌生人—会走过来,
                  塞给我几块瑞币,“给可爱的孩子买点东西!”他们亲善地说,那是使我觉得有点
                  难以消化的亲善。我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以前对民族主义的批评。而七等生,沐浴在
                  太平洋的海风中,面对的不同“种族”是客家人、闽南人、外省人……他应当可以
                  谅解为什么我们几个人浑身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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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笔会上,我看见白人作家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穿梭会场之
                  中,又受镁光灯及人群的包围与簇拥。我看见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安静而谦逊
                  地隐没在各个角落里。而黑皮肤、黄皮肤的作家对彼此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的
                  眼光,也专注地落在白种作家的身上。这个世界是现实的:让一个白种作家或记者
                  注意到你,比让十个或一百个“第三世界”作家或记者注意要有价值得多。要将自
                  己的“商标”打进世界文学这个“超级市场”,只能依靠白人的发掘、引进、宣传。
                  
                      去年在瑞士开的笔会,在我眼中,充份流露着白种作家的自我中心、自我膨胀。
                  我开始考虑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立足点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第几世界的作家,
                  经过一场笔会,却猛然发觉,啊,在这些白人眼中,我自然是个第三世界的作家,
                  完全不属于欧美那“第一”世界的圈子。
                  
                      然而我对第三世界的了解远远不如我对欧美的了解;我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
                  远不如我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但是第一世界并不承认我的归属。
                  
                      有一只乌鸦,为了混进雪白的鸽群,将自己的羽毛涂白。但白里透黑,被鸽子
                  赶了出去;回到鸦巢,因为黑里透白,又被乌鸦驱逐。
                  
                      这就回到了“公审”七等生的问题:别人不把你当兄弟时,你如何与他称兄弟?
                  
                      就个人艺术创作的层次而言,这些立场、认同等外围问题可能都是最不重要的
                  考虑。一个作家以手写心之所至,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他属于第几世界可以没有任
                  何关联。然而就地球村的整体文化而言,白种文化的绝对强势所造成的世界同质化
                  倾向,对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无宁是一种危机,一种威胁。他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在用
                  一把尺——以强势文化所核定的刻度——衡量他的价值,而这把尺,很可能是他完
                  全不能接受的。
                  
                      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块砸自己脚的石头;有些基本信念,譬如公正、自由、民主、
                  人权等等,必须超越民族主义的捆绑。但是弱势文化中的作家或许应该结合力量,
                  发出声音,让沉浸在自我膨胀中的白人社会产生些微不安;因为有一点不安,他就
                  不会尽兴地膨胀。谈四海一家,必须先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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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审”七等生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我身上的刺却落了很多,因为我发觉,
                  在所谓种族歧视上,各个民族其实是相当平等的,也就是说,一个西洋人在台湾或
                  中国所可能受到的“歧视”并不低于我在欧洲受到的“歧视”。
                  
                      一个瑞典的医生在台北学中文。语文中心一位工友为细故而骂他为“洋鬼子野
                  蛮人” 。 医生正式去函中心主任,要求工友道歉。两人相对时,主任对工友说:
                  “你不要叫他野蛮人嘛!人家听了心里多难过。”
                  
                      在苏黎世的街头,瑞典朋友微笑地为我叙述这个小故事,我当街大笑起来。中
                  心主任话里的意思当然很明白:我们都知道西洋人是野蛮人,但是不要说出来,伤
                  了感情。
                  
                      在“野蛮”的瑞典,被判了终身监禁的重犯还有假期;不久前一个间谍在与妻
                  子“度假”的时候溜跑了,西方诸国引为笑谈,瑞典不以为忤,坚持“犯人也有人
                  权”。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被拒于医院门外,没有鳏
                  寡孤独年老者会因为无人抚养而死去。在“野蛮”的瑞典,没有人会因为“言论不
                  当”而被囚禁起来,也没有人会把幼女贩卖到妓院作为雏妓。
                  
                      一个来自高度文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看作“番子”;我这个自视甚高的亚洲作
                  家被欧洲人看作从良妓女、难民;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在欧洲所面对的误解、
                  歧视,其实不是欧洲人的弱点,而是“人”的弱点吧!
                  
                      或者作梦的七等生竟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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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欧洲》是我旅瑞一年半的心路,大部分的文章都在《九十年代》、《文
                  星》以及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从《野火》到《人在欧洲》,我好像翻过了一
                  座山,站在另一个山头上,远看来时路,台湾隐隐在路的起点。离开瑞士,移居西
                  德,眼前又是一条叉路,我渐行渐远渐深沉,但路则像一根绵延的带子,系在胸间,
                  时时感觉那起点的扯动。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苏黎世
                  
                  
                  
                  
              亦凡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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