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  对
                                 ——龙应台自选集序



    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
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
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 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
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廿世纪末的时空里，
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
“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作
廿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
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
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
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的，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
前七百廿二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
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一八五○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
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
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
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
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
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
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得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
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廿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
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
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
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
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
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
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
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
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
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
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
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
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
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
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
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
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的，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
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的，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
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
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
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
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献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
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套
选集未能收入许多被认为是我行文特色的锋利的文字，并非全貌。为什么呢？哈，
你知道，我知道，历史的巨眼知道。


※  本文系龙应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龙应台自选集》（《野火集》、
    《女子与小人》、《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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