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两个月前，公共汽车站变换位置，把车牌改到转角这条马路来，我们才发现这家名为“家乡馆”的豆浆店。那天早晨，凡赶公共汽车，我上菜场，在家乡馆门前，偶然看见已经晒褪色的红纸广告牌上写着：“本店早点油酥蟹壳黄”，我们便第一次迈进了家乡馆。屋子小得厉害，只放了三张小方桌，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雅座”上坐下。没人来招呼。门前打烧饼的绿格衬衫少年，一心一意地往灶口里掏那烤熟的蟹壳黄，掏一个，甩一甩手，吹一口气，满面油光，满头大汗，看样子，工作的热情有余，技术不够。店里只有两个人，身后蹲着一位在洗碗筷，缩在那儿，低着头，只看见一条长鼻子。 “喂！”我喊了一声，有点生气。 长鼻子没有动弹，绿格衬衫倒回过头来，发现把我们冷落了，皱着眉急忙喊：“喂，招呼人客呀！” 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广东人，管客人叫人客，我还猜想他是岭东的人。他的天庭高，眼睛深，一身黑腱子肉，不像小本经营的买卖人，倒像什么香港菲律宾来的球员。这一叫有了用，长鼻子慢吞吞地站起来，先把碗筷放好，才移步到我们面前来。我这时看清楚那鼻子实在太长了，不禁想起日本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子》来。也使我想起《鼻子》里描写禅智法师的鼻子有五六寸长，确是可能的；因为眼前这条长鼻子，从根到尖，总也和禅智法师的不相上下了。他整个脸上的肉都仿佛随着鼻子的重量垂下来。他不笑，苦哈哈的；笑起来，阴森森的。第一天我们就有福看到他的笑容，因为他把我们要的蟹壳黄递到对面桌上去了，人家要的甜浆卧白果，他却颤悠悠地端到我面前来。我们这桌和对面那桌的客人，都冷眼看着不言语，他看两边都不动嘴，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咧嘴一笑： “哟！这一早上挨噌挨的，胡涂啦！” 说着就把两边的早点掉换过。一听这地道的北平口气，我和凡不由相视一笑。鼻子虽长，样子虽冷，对我们，却也有份亲切感。 以后一连几天，我们都是家乡馆的座上客。因为有人管绿格衬衫叫“小黄”“老黄”，又做的是蟹壳黄，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蟹亮黄”，当然这只限于我和几背地里谈话叫的。几天下来，对家乡馆有了点认识，蟹壳黄是老板，长鼻子是伙计。伙计年纪虽然比老板大了一倍，但是因为地位的关系，不得不时时刻刻挨老板的骂。本来做事就慢，大概被骂了心有未甘，就更加表现他的缺点，以示抵抗吧！有一天蟹壳黄又督促长鼻子做什么，但是长鼻子尽管哗啦哗啦地洗刷碗筷，不动窝儿，蟹亮黄急了，一副气急败坏的相儿，自己横冲直撞地跑到后院去。长鼻子这时才慢条斯理地站起来，一边把碗筷送到桌上，一边面部无表情地自言自语着：“蟹壳黄！属螃蟹的，横爬！” 三张“雅座”上的六个客人都笑了，我差点儿把原汁豆浆喷出来！我是笑怎么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给老板起了同样的外号？长鼻子把客人逗笑了，他并不笑，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又过了几天，家乡馆忽然贴出新的红纸广告来了，原来是除了油酥蟹壳黄、油条、原汁豆浆以外，又加了“小笼包子”一项，门前也多了一口炉灶和一块案板，站着一条大老黑粗的汉子，在那儿揉面包包子。小屋里又硬摆下一张雅座，把长鼻子所心爱的洗碗部挤到墙角去了。 虽然添了客人，添了工作，长鼻子的慢动作并没有改变。本来也是，客人吃剩下的碗筷总要洗刷的，如果他放下碗筷去招呼客人，没有碗，他怎么盛豆浆呀？我渐渐地同情长鼻子了。他做事总算是有条理，听说他是剧团解散下来的，我又对他更增进一份亲切感，说不定我还是他的观众呢！不知他是唱什么的？整纱帽，捋胡子，抖搂袖子，一声咳嗽，他在豆浆店里也走的是台步呀！只怪蟹亮黄太少年气盛缺乏同情心了。我常常这么想。 做小笼包子的这位师傅，是山东大汉，十足表现了他那籍贯的传统性格。个子大，劲头儿足，耍在他手里的那块发面，总有十几斤吧，他把它放在案板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揉它、拍它，叭叭叭的，那块面，就像一个白胖女人的肉体在挨揍。小笼屉叠了十几层高，层层冒着热气。他不像蟹壳黄那样怕熏，热烟直向他只穿着一件线背心的胸脯上吹，也不当回事。 我们叫来一笼包子。我觉得包子个儿大了些，像小馒头了，便轻轻对凡说：“大概皮厚馅少，不像包子样儿。”凡还没答话呢，谁知长鼻子正拿醋来，他听见了，冷冷地说了一句：“您吃吧！包子肉多不在褶儿上！”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在挖苦老乡，还是在替老乡说话。包子虽然不算难吃，总觉得不够意思。吃完出了家乡馆，在去菜场的路上我不由得心想：这家乡馆，是算哪个的家乡呢？三个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方：广东、北平和山东。而广东人和山东人却做着江南风味的蟹亮黄和小笼包子，戏班出身的京油子却当了店小二。 起初，还表现得不错，除了长鼻子冷言冷语甩几句老广听不懂的闲话以外，其余的两个人仿佛还能合作。因为各人卖各人的，不知道他们怎么分账法？但是我看见他们总把包子钱另外分出来，大概长鼻子是给他们两个人当伙计了。生意那一阵子的确不错，长鼻子更忙不过来了，反正他也不着急，还是走他的台步，只是把蟹壳黄气坏了。有一天凡叫了一碗成豆浆和两笼包子，包子吃完了，豆浆还没来，凡大概犯了他学生时代在饭厅里的脾气，不催也不叫，一手拿一根筷子，轻轻敲打着桌子，表示无言的抗议。这样忍了一会儿，听后面的洗碗声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凡便回过头对长鼻子开玩笑说： “我们可是干噎了两笼包子了，豆浆怎么样了？黄豆还没上磨吗？” 这回长鼻子倒是阴森森地笑了一下，仿佛与他不相干似的，竟也玩笑地说： “这叫三个和尚没有豆浆吃！” 蟹亮黄一听急了，赶快配好佐料舀了一碗豆浆，端来时用力“囗尤”的一下顿在桌上，豆浆溅到桌子上，好像是跟客人过不去，其实他是在对长界子发脾气，还急不择言地骂了两句： “我不知道北方人是这样地没出息！”他也不管吃早点的客人都是哪里人。 长鼻子哼了一声没答话，老乡倒开口了： “可不能一概而论呀！” 还好老乡态度不太积极，说完也就过去了。客人们也都没搭碴儿，因为这是他们私人的事，乐得看热闹。只是我们白白地被顿一下，显得蟹壳黄太没礼貌了，但我们原谅他的心情。呆一下，蟹亮黄到后面去了，长鼻子从洗碗部站起来，望着蟹壳黄的后影，冷冷然，慢吞吞地吐出了三个字： “南——蛮——子！” 客人们忍不住哄堂大笑，老乡也哈哈大笑。这时蟹亮黄从里面出来了，又换了那件绿格衬衫。他不明白大家的笑容和对他的注视是为了什么，大概还当是他刚才骂对了，大家在笑长鼻子呢，所以他又侧头对长鼻子不屑地瞪了一眼。长鼻子也只当没看见，迈着台步走到老乡那儿去端小笼包子，顺口又嘟囔了一句： “娘儿们刀尺！” 他明知道蟹壳黄听不懂他这句话，所以毫不顾忌地大胆当面说出来。客人们也没听清楚，我们这桌挨得近，听见了，也在了。他是笑蟹壳黄穿绿格衬衫像女人打扮。蟹壳黄这时又好心好意地问老乡一件什么事，谁知老乡也不耐烦起来了： “俺不知道！” 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这么一句，随后用力打着那块白胖面，仿佛在打他那扔在济南府的女人出气。 蟹壳黄莫名其妙地回到他自己的烤灶前。空气有点不大协调，老乡打够了揉够了那块面，忽然又感慨地说：“干吗呀！都是大陆上来的！”说完他自己倒冷笑了一声。 客人们吃完早点算账走出家乡馆，脸上都不免浮上一层笑意，是笑这店里的三人戏。我想着长鼻子的话，走出来还直想笑。凡对我说： “对于客人，这真是一顿愉快的早点，但对这三个人来说，却是一个不愉快的合作。” “合作是这样不容易的事啊！”我也不禁感慨。 果然，两个月来不愉快的合作，终于解散。这个预兆，我在头一天就知道了，那天长鼻子又背着蟹壳黄甩闲话了，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吧？他虽对着老乡说，可是故意让客人听见： “老乡呀！后儿咱们就颠儿啦！让蟹壳黄一个人摆忙去！” 小笼包子的红纸广告，早就风吹日晒地变黄了。他们同进退以后，蟹壳黄一个人寂寞地耍了几天，端浆，打烧饼，洗碗，算账，真够他一个人摆忙的。偶然下午从那里经过，还看见他在洗那件花格衬衫。 门口贴了两天“今日休业”的纸招后，家乡馆又新换了广告牌，太阳照着红纸，发出晃眼的红光，上面春蚓秋蛇地写了几行字：“油酥蟹亮黄”、“油条”、“原汁豆浆”，还有“开口笑”、“生煎包子”。 蟹壳黄还是满头汗珠，在门口处边做蟹亮黄。灶那边却站着一个细高个儿，鼻子周围一堆碎麻子，正在做生煎包子。包子上洒的几粒黑芝麻，就像他鼻子上那堆碎麻子。玻璃橱里摆满了叫“开口笑”的芝麻团，大平底锅里“缀啦缀啦”的是煎包子声。两个人连师傅带伙计，里外忙个不停，可是另有一番新气象。 “不知道这位小碎麻子是哪方的人？”坐下来，我就轻声问凡。 “左不是‘大陆来台人士’！” “那当然，我是说不知道是南蛮子还是……”我还没说完，就听见小碎麻子跟客人说话了： “谢谢侬，谢谢侬，明朝会。” 好，不用说，这是道道地地做生煎包子那地方的人了，他们应当能够愉快地合作，因为都是大江之南的人呀！可是不尽然。碎麻子确是手艺好，也许是哪家上海馆子下来的。他仿佛要喧宾夺主，不但不听老板的指挥，而且还要反过来压蟹壳黄一头。两个人常常当着客人的面就说话冲突，广东人说官话，总是笨嘴拙舌的。碎麻子不说普通话，他直接用上海话数叨，又顺嘴又利落，抢上风的时候多。 有一天一个常去的客人见他们俩吵了以后，笑着说： “照你们两个年轻小伙子的火气来看，我们的生煎包子恐怕吃不长喽！” 因为这只有一间门面的小房子是属于蟹壳黄的，不能合作，总是别人滚蛋。 碎麻子维持的时间更短，大家还没尝够生煎包子的味道呢，就已经成了陈迹，蟹壳黄又恢复到一人班了。 虽然只有油酥蟹壳黄一样点心，客人还是习惯到这里来吃早点，这恐怕跟公共汽车站有关系，它占了地利的好处，但是人和却不容易。客人都劝蟹壳黄，合作要有宽恕和忍耐的心肠，如果做不到却要跟人合作，那是徒增苦恼。我们和他也渐渐地熟了，由闲谈中才知道我以前的猜测不错，他确是原籍岭东的客家人，却在岭南长大，中学快毕业了，一个人到台湾来，是个性子憨直，略显急躁，但能勤勉苦干的标准客家人。也许是我自己的身体里流着一半客家人的血液，我知道客家人的性格，就不由得同情他了。可是我以前也很同情长鼻子呢！我想乡土的观念总是难避免的，我在北平住了那么一段长时期。 想不到家乡馆又展开了一个新的合作。那天早晨我在家吃过早点上街，路过家乡馆，不免向里面瞥了一眼，咦？一个女孩子在给客人端豆浆呢！蟹壳黄低头专心工作于灶口上。添了女职员啦？对于家乡馆好像有了一份关切，它的演变如何，总希望知道。所以第二天我就牺牲了家里的早点，和凡又到家乡馆去了。我并不爱吃什么油酥蟹亮黄，所以自从生煎包子走了后，我只是偶一来之罢了。 小姑娘有十六七了，听蟹亮黄叫她阿娇，总该是雇的女工。早先就有客人向他提议过说，与其用像长鼻子那样的大陆来台人士，不如找个本地女孩工了。阿娇很乖巧，做事相当利落，眯缝眼，却总是笑意盎然，还不讨厌。 这回蟹壳黄可支使得痛快了，阿娇这，阿娇那，我真担心他犯了老毛病，又快把人支使烦了，不干了怎么办？ 下午我到报馆去，在家乡馆的门前等公共汽车。生意清闲的下午，阿娇和蟹壳黄很无聊地各据一桌，闲坐着，四只眼睛望着街心发呆，想来他们还是陌生。阿娇是女孩子，总腼腆些，还不如上午客人多的时候活泼呢！ 渐渐的，阿娇不听他支使了，有时他叫不应她，有时她噘着嘴瞪他，但是她把事情都做了，他也就不会像以前对长鼻子那种态度去对付阿娇了。有时他还要挨她的骂呢： “污秽鬼！” 有一天，我冷眼看见蟹亮黄不小心把抹桌布掉进一碗豆浆里，他居然把抹桌布从豆浆碗里提出来，就要给客人端去，被阿娇这么骂了一句，而且抢过来把豆浆倒了，重新盛了一碗给客人。蟹亮黄遇见阿娇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好一声不响地回到灶边打烧饼去了。 我对凡说：“小姑娘有办法制他！” 有两次在下午等车，我看见他们俩不那么发呆了，阿娇嘴里哼着歌，蟹亮黄在看晚报。阿娇唱的是宜兰民歌《丢丢铜仔》，几句简单的歌词“火车行到ido amoida丢ale磅空内，磅空的水ido丢丢铜仔ido amo ida丢ido滴落来。”经过阿娇那轻俏的歌喉，好听极了。她一句一句地教蟹壳黄，但是这张笨嘴就学不会。 “憨客人仔！”阿娇急了，用台湾话笑骂他。这是台湾的闽南人骂客家人的话。挨了骂，蟹壳黄嘿嘿地傻笑。我听了要笑出来，赶快用手绢捂着嘴，很想看他们——看憨客人在女孩子面前是一副什么傻相，但是我不敢回头，只静静地听着，直等到车来了上去，路上还直想，那首歌，不知蟹壳黄学会了没有？ 第二天，我喝豆浆时和阿娇闲聊： “阿娇，你姓什么？” “姓林呀！” “原来我们是本家，你是哪里人呢？” “罗东。 “怪不得！《丢丢铜仔》唱得那么好！”“丢丢铜仔”是火车钻山洞的台湾民谣。从台北到宜兰要穿过许多山洞，兰阳地区的人，从县长到小孩，人人会唱这首民谣。我这么一说，阿娇先是一惊，随后难为情地笑了。至于那位被阿娇称做“憨客人”的蟹壳黄，正工作得很起劲，嘴里还哼着歌，这是他从没有过的现象，一切仿佛在变了。 又一天的下午，我和凡去看电影，远远看见家乡馆那久空的案板旁，阿娇在工作。是阿娇在练习做包子吗？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原来是阿娇在案板上熨蟹亮黄的绿格衬衫，那么悠然得意在一旁看晚报的是那位男主人！阿娇抬起头来看见了我，我不知为什么竟向她抿嘴一笑，随后我的眼睛在绿格衬衫上打一转，再看阿娇时，她羞得满脸通红。走过去，凡对我玩笑说： “你冲她这一笑，有点不怀好意！” “哪里！我不过看了一眼那件衬衫而已。”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干脆他娶了阿娇不好么？” 凡最喜欢给人捉成对儿，事实上看那样子，两人合作得差不多了吧？不过一个外省人和本省人的婚姻，有时也不简单呢！ 有一天几下班回来忽然对我说：“糟了！蟹壳黄又贴出‘本日休业’来，八成跟阿娇又吹了。” 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如此，门板上着，门锁着。第四天，我早晨提着菜篮和凡走出巷子，喝！老远就又看见家乡馆的广告牌子了。我心中一喜，对凡说： “看！你又可以调胃口了，这回不知道又找来什么合作的人？最好是换成馄饨、汤面、饺子、馒头等等，而且也卖官夜的。” 我这么盼望着，好奇心也促使我直朝着那红纸招牌走去，到跟前，只见那红纸上写了四个大字： 黄 林喜事 “哟！”我叫出了声，又惊奇，又高兴。凡在我身旁说：“这才是一个最愉快最耐久的合作。” 再探头向里看，满屋衣冠整齐的客人中，发现了几张熟面孔，是碎麻子、老乡和长鼻子呀，都满面笑容一团和气嘛！尤其是长鼻子，不知什么事，笑得喝喝的，那鼻子随着脑袋上下颤动，就越发地显着了。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