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1912年10月22日）
鄙人今日得列席于此报界欢迎会，而群贤济济，至百数十人之盛，其特别之感想，
殆难罄言，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月而国休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
尚稍烦战事，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以能如是？则报馆鼓吹之功最
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薄，
诧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
中华民国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鄙人越在海外，曾未能一分诸君子之
劳，言之滋愧。
虽然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
今幸得与同业诸英握手一堂，窃愿举鄙人过去对于报馆事业之关系及今后所怀抱，为诸
君一言之。
鄙人之投身报界，托始于上海《时务报》，同人多知之。
然前此尚有一段小历史，恐今日能言之者少矣。当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
而全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
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固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
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
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当时
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
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
文，其言之肤浅无用，由今思之，只有汗颜。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
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
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
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鄙人服器书籍，皆没收。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
局。自审舍言论外，末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明年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
《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
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雇佣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丁
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
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
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
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分报
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
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
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
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
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戊
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
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辛丑之冬，别办《新民
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
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
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
时为最矣。
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
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
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
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
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
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
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
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
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
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
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
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
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
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
及丁未夏秋间，与同人发起政闻社，其机关杂志，名曰《政论》，鄙人实为主任。政闻
社为清政府所封禁，《政论》亦废。
最近乃复营《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
治常识。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
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
《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
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
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
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计鄙人十八年来经办之报凡七。自审学识谫陋，文辞朴僿，何足以副立言之天职，
惟常举吾当时心中所信者，诚实恳挚以就正于国民已耳。今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
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回想十八年前《中外公报》沿门丐阅时代，殆如隔世；崇论闳
议，家喻户晓，岂复鄙人所能望其肩背。虽然，鄙人此次归来，仍思重理旧业。人情于
其所习熟之职业，固有所不能舍耶！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
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
而世论或以鄙人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政体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
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甚或捏造谰言，谓其不慊于共和希图破坏者。
即侪辈中，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嗫嚅而
不敢尽言者。吾以为此皆讏词也。无论前此吾党所尽力于共和主义者何如，即以近年所
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此志固可皎然与天下共见。
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频能知之矣。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
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
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
“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
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
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
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然则前此曾言君主立宪者
果何负于国民？在今日亦何嫌何疑而不敢为国宣力？至于强诬前此立宪派之人为不慊于
共和，则更是无理取闹。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吾既屡
言之，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
夫于前此障碍极多之君主国体，犹以其为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此事
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
段耳，若立宪党则从未闻有以摇动国体为主义者也。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
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而何有节操问题之可言耶？
若夫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
目，又宁能为讳？论者得毋谓中国今日已治已安，而爱国志士之责任从是毕耶？平心论
之，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
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要之，此诸人士者，欲将国家脱离厄区，跻诸乐
土，而今方泛中流，未达彼岸。既能发之，当思所以能收之，自今以往，其责任之艰巨，
视前十倍，又岂容一人狡卸者？今激烈派中人，其一部分则谓吾既已为国家立大功、成
大业矣，畴昔为我尽义务之时期，今日为我享权利之时期；前此所受窘逐戮辱于清政府
者，今则欲取什伯倍之安富、尊荣于民国以为偿。此种人自待太薄，既不复有责备之价
值。其束身自好者，则谓吾前此亦既已尽一部分之责任，进国家于今日之地位矣，自今
以往，吾其可以息肩，则翛然于事外而已。而所谓温和派者，忘却自己本来争政体不争
国体，因国体变更，而自以为主张失败，甚乃生出节操问题；又忘却现在政治，绝未改
良，自己畴昔所抱志愿，绝未贯彻，而自己觉得无话可说，则如斗败之鸡，垂头丧气，
如新嫁之娘，扭扭捏捏。两方面之人，既皆如此，则国家之事，更有谁管？在已治已安
之时，人人不管国事，尚且不可，况今日在危急存亡之交者哉！
若谓前此曾言立宪之人，当共和国体成立后，即不许其容喙于政治，吾恐古往今来
普天率土之共和国，无此法律。吾侪惟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尽人有分而绝非一部分
人所得私。前清政府，以国家为其私产，以政治为其私权，其所以迫害吾侪不使容喙于
政治者，无所不用其极，吾侪未尝敢缘此自馁而放弃责任也，况在今日共和国体之下，
何至有此不祥之言！此鄙人所为C谓C欲赓续前业，常举其所信以言论与天下相见也。忝
列嘉会，深铭隆贶，聊述前此之经历与今后之志事以尘清听。情与词芜，伏希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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