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北京法源寺》
李 敖
编者按：台湾作家李敖因其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成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目前祖国大陆唯一拥有该版权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３月中旬推出了该书。在此，本报特编发李敖先生的文章，以飨读者。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大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３０×１５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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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 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 。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 ，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 ，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往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 。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１９００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 。清朝史学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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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太炎语 ，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 。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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