吝啬鬼贾平凹 

张敏

　　吝啬对于贾平凹来说，犹如时下的初级阶段对于中国一样，那是一种特色。
　　80年代初的贾平凹，远没有今日的风采。
　　那时候的贾平凹，才走出校门，供职在一家出版社，当一名为别人做嫁衣的小编辑。住六楼上的一间六平米的小房间，抽一毛多钱一包的劣质烟。一边和乡下的俊子谈恋爱，一边写那些轰动全国的文章。房间太小，又高高在上，他常为不能接触地气而苦恼，于是便商量搬到我家来住。
　　我家住在古城之北的方新村。那原是唐朝国务院的西花园，李白醉草吓蛮书的地方。离他们出版社虽只有十分钟的自行车路，却是一片原野。小小的村落，只有数十户人家。榆钱才败槐花又开，东家鸡叫西边狗吠，便很得他的意趣。因为我乃本地土著，便也有了三分地皮，两间破房。关起大门，一院子都姓张，无旁姓杂人。
　　找些砖头支了腿儿，寻一块木板放上去，铺了他带来的被褥，房子的一角变成了他的天下。他告诉我老婆，他是不吃粮的，每顿饭多添一瓢水就足够他吃了。因为他只喝水而不吃粮，所以几年来从未收过他一两粮票，一分饭金。而那时的自来水又特别便宜，每月每人只收五分钱。他是临时住客，收水费也不收他的钱，这样里里外外，一份伙食费便省了下来。
　　那时候，一张方桌摆在我和他床铺中间。星期日大早，各自在两边坐了。铺开稿纸，说声写，便同时下笔。笔和纸在不停的摩擦中，常发出一种蚕吃桑叶的声音。七八个小时下来，通常是我问一声：“我快结尾了，你呢?”他便说：“我也结尾。”于是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便同时结了尾。那时的我们，好不洋洋得意，好不目空一切。我们在一间破房子里制造文坛上的阴谋，骗取多少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各自吟颂着自己认为得意的章节，把白开水当酒相碰杯祝贺。我那时在工厂当工人，一礼拜只有礼拜天属于自己，一天能写出一篇小说来，已相当嚣张了。七八个小时的重脑力劳动，手指僵硬了，半个身子也有些麻木，该好好歇息一下了。这时的贾平凹却又在嘿嘿的笑声中铺开稿纸说：“我又开始了。”
　　贾平凹后来声名远播，其神秘处全在这里。不说全世界，起码在中国，像他这样玩命的角色太少了。他要不成大名，也就天理不容了。
　　他作品发得多，稿费自然也比我多。每一笔稿费对于我，我认为就是街上拾来的钱。没有摊任何本钱么，稿纸是从各个编辑处要来的，一支圆珠笔也是孩子用剩下的。那时寄稿子，连邮票也不贴。信角上写个“邮资总付”，塞进邮筒了事。花了功夫，贴了脑子，就和下了一天棋一样，难道能算成本钱么?记得《天池泪》寄来稿费80元，从邮局出来买了半只羊，弄了几瓶酒，交到老婆手上也就剩下30元了。他的《满月儿》稿费是83元，那是他当时短篇里最高的一篇稿费。他惊喜地说，一篇稿子顶一个半月的工资哩!我和他一同去北大街青年路邮局去取稿费。83元取出来了，他却一定要存个整数。我说你存上50元，33元拿出来庆祝一下行么。他说，存够一百元就是最大的庆贺。他那时候准备结婚，每一分钱都很重要，于是，我俩掏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只凑够了15元。他央求存款的办事小姐；能不能把98元的利息先算进去存够100元，到时候少取点利息就行了。小姐鼻子里像害了鼻炎似地嗤嗤了两声，平凹便回过头来低声骂了一句。于是他便再翻口袋，终于在工作证里翻出来了2元零3分钱的邮票。他把邮票推到小姐面前，极其大方地说：“三分钱零头不要了，存一百整!”
　　小说一篇篇写，稿费一次次来，几年下来，他已经有厚厚的一摞支票了。那些支票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用皮筋扎起，放在一个注射药剂的空纸盒里，锁在抽斗的最里面。那是他全部的财产，加起来也不到3000元。
　　那年夏天，有位朋友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出手，要400元。我手头只有不到200元，于是便第一次开口向贾平凹借钱。他听我借钱要买电视机，大吃一惊：“你想买电视机!那是咱老百姓也可以买的东西?”
　　我既然开了口，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点面子他总要给的。他显得非常为难，说了一堆谁谁谁来借钱，谁谁谁借了钱到现在也没有还的话。我说我不管，反正我要借钱，“不给利息，100天保证还帐，赖一天罚5元，你可以扣我的稿费单子。”
　　他沉吟良久，觉得不借给我似乎也下不来台。于是便心生一计，说借钱可以，但要苍天作证，凭运气说话。他拿了件蓝色的上衣，捂在抽斗上，让我伸进手去，就像在暗箱里装胶卷那样，只准摸一张支票出来。摸多少就是多少，不够了自己再想办法。
　　他这一招很厉害，他那支票里，百元以上的没有几张，有许多张都是二三十元的。只准摸一张，摸上一张20元的，又不顶用，又要领情。但我也知道他有一张最大的是700元。那是《山地笔记》出集子的钱。这已经是贾平凹给足了面子，我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手从蓝衣服下面伸进抽斗，摸着了盒子里的那一摞支票。手指头上没有长眼睛，实在分辨不出支票上的钱数。贾平凹站在旁边，抽一支烟得意地说：“摸呀，过3分钟摸不出来，宣布协议作废，可别说我不借钱给你!”
　　以我和他的熟悉程度，我相信这些支票在金额的排列上不可能没有规律。他是个极有心计的人，点这些支票肯定是他的业余爱好。于是我便想到乡下的俊子这几天要来，到时候他肯定要把支票拿给她看。他要让她有个惊喜：哇，这么多钱!那就是说，最上边的一张极有可能是金额最大的一张。于是我便抽了最上面的一张。果真不假，是那张700元的支票。
　　贾平凹傻眼了，我得意了。
　　又一夜，作家王作人在我家闲坐。那时候贾平凹已结婚，带着女儿和俊子住在我家隔壁，是租农民的房子。午夜时分，王作人告辞，路过贾平凹院门，顺便进去问他一声。俊子正在院里洗衣服，问贾平凹时她说在床上打滚呢，肚子疼。隔着窗子一瞧，贾平凹赤条条穿个小裤衩，大虾一样蜷在床上。还不赶快送医院?俊子说，半夜三更的，又没有救护车。我和老王都急了，说要什么救护车呀，靠在墙上的架子车就是救护车!于是便抬了平凹出来放在架子车上，一人拉一人推，俊子推着老王的自行车在后边跟着，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中心医院。
　　挂急诊号时，急诊号也要排队。老王排到窗口，看那护士小姐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收获》。而那一期的《收获》里正好有贾平凹一篇小说。相信这小姐是个文学爱好者，走走后门，照顾贾平凹一个床位住住，问题不大吧?于是报名时，有意加重口气。那小姐写贾平凹名字时也没有写错。老王便说，他肚子疼得厉害，住院可以吧?小姐头也不抬地说：“住什么院?夏天肚子疼的人多得很!”“他是个作家呀，你这书上有他的文章。”“作家又怎样，作家进来也是病号，搞什么特殊!”
　　老王讪讪地拿着挂号单走到平凹前说，人家不买你的帐，住不上院了。
　　医生诊断为消化不良加感冒，打了一针柴胡，便让我们拉着他回家了。出了北门，已是凌晨3点多了。天热，路旁的瓜摊上还有生意。我便让平凹请客。拉了半夜车，一定要买个西瓜酬劳一下。平凹在口袋里摸了半天，只摸出2元钱一张币来说，那就买个小点的吧。我把钱扔在瓜摊上说，买二块钱的西瓜!那时西瓜五分钱一斤，两块钱能买40斤。卖瓜人挑了两个最大的瓜搬到架子车上。贾平凹怀里搂一个，双腿夹一个，一路上直嘟嘟，嫌瓜买得多了。回到家后，两个西瓜都有些烫手。杀开一看，全是生的。他的病却好了。原来是那西瓜吸了他身上的热度的缘故。贾平凹说，早知道买两个西瓜搂一搂，倒能省去打针挂号的钱。如果瓜再是熟的，那就更好了。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一看，贾平凹一个人趴在小学校操场上的水泥板上又写上了。我走到他身后，一把抽了他的笔说，你不要命了!折腾了半夜，病还没有全好，写什么写!
　　贾平凹那一时动了真情，两行清泪一下就滚了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心里便慌了，忙扶住他的肩膀摇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月常在，你何必贪这一点功夫!”
　　贾平凹那天说了他这一辈子也许再也不会说的一段真话：“我是个山里娃，我凭啥在城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支笔么?还要养家糊口，有老婆有孩子。我又吝啬，是有名的啬皮，如果不写文章，谁愿意和我交朋友?其实我也不想啬皮，几块钱多写篇文章也就够了。关键是在我眼里，两块钱不是两块钱，是白花花一堆盐!小时候，母亲让我去买盐，两块钱要缝到衬衣口袋里，到盐店让卖盐人拆线。两块钱的盐，是一大家子人好长时间的唯一调料。你今后要宰我，就硬宰。我当时心疼一下，过后也就认了，但不能超过5块钱!”
　　当今的贾平凹，早不是原先模样了，他成了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几个文学大腕之一。挣下的和省下的稿费怕这辈子早够花了。但青山依旧本性难移。有外地朋友到西安会他，到了吃饭的当儿，他自然是要请朋友们吃顿饭了。通常，他只请朋友们去吃葫芦头泡馍。那饭经济实惠，极容易给客人留下记忆。饭菜端上桌子，他便问：“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然后自己回答：“葫芦头就是猪痔疮!”
　　一语即出，四座皆惊。记忆里更深了一层，胃口却也倒了。于是便给主人省下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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