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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根宝兵败之后，中国足球引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洋教练。虽然中国足协和足球界对这种举措分歧不小，但屡战屡败的局面也确实推动了聘请外籍教练的进程，施拉普纳在中国所受到的欢迎也表明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失去了信心，在那段时间，施拉普纳成为中国足球之神就没有奇怪之处了。随着国家队在伊尔彼德的失利，我们对施拉普纳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同样正常，比赛的结果最能说明问题，施拉普纳即便真的有水平，但我们确实没看到他如何显示。接下去就换上了本土教练戚务生。这是一个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到的是中国足协在请洋教练的时候并没有发自内心的诚意，稍懂足球的人都知道国家队教练的首选条件是这个人是否有率队参加过大赛的经历，而且必须是很成功的经历。比如说来中国的南斯拉夫人拉德和前苏联的内波姆尼亚奇，他们都有把弱队带进世界杯赛场的历史，后者还创造了“非洲雄狮”的奇迹。施拉普纳虽然来自足球强国，但他只是德国足坛上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他的曼海姆队的确打上了甲级并且当年就取得了好名次，但接下去施拉普纳就去做生意了。车范根知道施拉普纳，他只是告诉中国同行，曼海姆队的战术简单但狠实用，这支球队靠凶狠和身体踢球，一旦强队了解了这种打法，曼海姆队就无法在德甲立足了。据说马克坚一行到德国进行了考察，但我有理由怀疑考察的认真程度和可靠程度。德国的好教练多如牛毛，偏偏选中施拉普纳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不管怎么说，施拉普纳的水平显得太业余了些，战术没有，队型没有，只剩下一群小伙子在足球场上瞎冲乱撞。眼界还不那么开阔的中国球迷也不免要问，洋教练怎么这样差？中国教练也不会是这种水平吧？花钱请洋人不合算吧？ 中国足协放下了所有的权力，把一切都交给了施拉普纳去管，这是他们第二个让人怀疑的地方，这种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先例，但我们干了。 我的想法是：请洋教练是足球决策层为缓解国奥队失败的压力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平息中国球迷对本土教练的不满而不得不为之，在他的的真实方针策略中，从未打算让外国人占据中国国家队主帅的位子；这也是他们为了表明新的领导机构是开放性和革命性的一种姿态。我想拖拉普纳的命运早就在这层人士的预料之中，他们只是想由此证明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洋教练并不比土教练强，中国教练在施拉普纳闹剧之后登上舞台就顺理成章。施拉普纳也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他原本就是一个商人。在足球上失意并没有影响德国老头的生意，他甚至在中国扩大了他的商业地盘，开始推销施拉普纳啤酒。中国足球却因此受到了格外巨大的损失：开放性收缩了，请外教的呼声减弱了，低水平的本土教练重新领导了国家足球，一切又都恢复了过去的模样。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才更加怀疑这个转折是人为造成的，它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现实和世界足球的现实，它只表明了“洋务”派的失败和“本土”派的胜利，最终是一种保守势力重新掌握了中国足球的生杀大权。我说的保守势力并不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也真心地希望中国足球腾飞，但他们不愿让这种腾飞假他人之手完成，他们更想由自己去完成。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人不知道足球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须融入这个传统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世界的总趋势是和平与发展，它的核心是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足球并不能有所例外，我们落后就要学习，这里不涉及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体育有自己特别的精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精神。 我们的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等项目在世界上领先，外国人就想方设法请我们的人执教和参赛，所谓的“海外兵团”正是由外国人的礼聘才形成的，没听到有谁讲过洋人不要脸。洋人在这些方面比我们更有世界性目光，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大家庭中的普通分子，不要还抱着旧有的“世界之中心”的玄想过日子，更不该把体育的正常交流看成关于国家民族尊严甚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十几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特点就是和外界的交流、向先进国家学习，也就是这个问题才格外受到非议。说穿了依旧是几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包袱压迫着我们，使我们一旦面对了开放就想到“八国联军”的入侵，就想到了屈辱的殖民史和洋人对中国的虎视耽耽。“自力更生”的提出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如今世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并不是由一两个国家就可以主宰世界，中国的处境也有了变化。 我们迫不得已才进行了“自力更生”，如今可以用更便捷更省力的方式得到更大的实惠，为什么不让人庆幸呢？中国的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开放和搞活是首要的策略，体育的腾飞同样得益于这个策略。 足球是个例外，它并没能很好地使用这个策略，它还停滞在相对愚昧的时代。只有重新调整头脑中的思想观念，我们才会老老实实真心诚意向足球发达国家学习，才会不再演出施拉普纳式的闹剧。在新的时代下重新理解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重新理解引进和自立，应该是中国足球界最迫不及待的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不了，我们依旧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外部世界，我们依然还会在黑暗里摸索许久。 对外国人的仇视和不信任不仅仅存在于高层人士之中，开始的阶段中国球员也有类似的过敏反应。职业联赛第一年，郝海东和广东外援大打出手其实也是同样情绪在起作用；降组后的辽宁队引进了乌拉圭外援、我们的球员在训练中甚至故意踢人而且双脚飞踹，恨不得把人家的腿踢断。情绪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教练员同样这样反问：“洋教练有什么了不起的？”徐根宝就是顶不服施拉普纳的人，肖笃寅也是，陈亦明也是，这怪不得他们，谁让你没能引进真正高水平的外援来呢？问题是这些人不应该由此就认定自己行，你只是面对外国的三流才会有此信心，真正遇见大师仍旧什么都不是。 9月中旬去中央电视台参加他们的《实话实说》，主题是关于甲A是否要引进外援。我有些吃惊，都什么时候了，居然还要讨论这种虚晃晃的问题。后来才知道，有一批人大委员联名写信，状告足球引进外援妨碍了本土球员的生长，还有一个理由是凭什么把钱都让洋人挣了？节目搞了很长时间，播出时就删得差不多了，但基本上反映了讨论的面貌。别说，还真有反对引进外援的，理由恰恰也是那两条。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一种大中国的民族情绪起作用，许多人就是从感情上不肯接受引进的现实。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人，但他们的爱国热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本可以去大连的金州体育场为中国队加油鼓劲，去同声高唱国歌，那时候的爱国主义才显得更真实更有用处。 主持人是一个很机敏的年轻人，他很客观，这大概是中央电视台的特色。中央电视台的年轻人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经常假装着没有倾向性。讨论当然没有结论，但赞成引进的还是占绝大多数，大家只是反对引进“水货”。这也应该看成是对中国足协的指控，如果不是引进施拉普纳，也不致于戚务生赶鸭子上架把国家队糟蹋成如今这副模样。恰好那一天有许多从大连赶到北京的球迷，成都的、襄樊的、重庆的、武汉的，差不多都很激动，都在说要好好学习欧美足球，一定要引进高水平外援。北京国安队的领队还说外援给国安带来许多好东西，中国的年轻球员憋足了劲要赶超外援。杨群还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球员也会成为别的国家的外援。黄健翔说外援虽然挣得钱多些，但他们给中国球市带来的收益更大；国安的球员要拿工资，还要养老金和住房，相比之下，不能就说钱让外援赚了。毕熙东说挣钱多少有个生活起点问题，外国球员的生活起点高些，我们看他在中国挣得多，但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就不算多。 但反对请外援的人最终还是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看看，一下子又把事情扯到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上去了。没有谁把外国人看成是中国足球的救世主，我们只是因为落后才去学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不过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然后才有能力自己救自己。中国足球的发展最终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当然要自己救自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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