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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外国教练水平高，其根本理由是说国外的足球水平高。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大赛洗礼的教练，他们大都从球员时起就经历了决定命运的高水平比赛。比如贝肯鲍尔，作为球员，他曾经在世界杯决赛中输给英格兰，也曾经战胜过如日中天的荷兰人，他还率须拜仁慕尼黑称雄欧洲足坛，还远离欧洲大陆和贝利一起在美国踢球……他的经历使这个德国人对任何一种比赛都视若平常，他知道球队领先时该怎样，落后时又该怎样；僵持该怎样，形式突变时又该怎样；对待弱队时该做什么，对付强队时不该做什么；贝肯鲍尔还懂得球场之外该做些什么和不做些什么……他的经验都是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积累起来的，每一次经验和教训都具有可以重复的价值。而所有经验之中最宝贵的部分就是如何取胜，所谓王者之气便是在不断的胜利中形成的。当了教练的贝肯鲍尔几乎经历了做球员时的所有场面，他输给了比拉尔多，又赢了比拉尔多，这使他成为最了不起的教练。 还有巴西的佩雷拉和扎加洛、阿根廷的比拉尔多、帕萨雷拉，还有荷兰飞人克鲁依夫和德国的钢铁后卫如今的老狐狸福格茨，他们都占有了和贝肯鲍尔相同的优势。因而才能率领自己的队伍纵横天下。我们当然也欣赏米卢蒂诺维奇，还有内波姆尼亚维奇，但这些人还没有储备成为世界冠军的智慧，因而他们充其量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短暂的惊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足球发展到一百年的时候，它已经和人类的其他生活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特殊传统。经验在传统中会被结晶成智慧，智慧结晶规律，谁都必须首先遵从这些规律。然后才有可能提供新的经验。当我们把“足球是圆的”挂在嘴边时，就是我们对足球规律视而不见的开始。事实上，足球比赛是一项拒绝“冷门”的运动，实力最终决定最强者得世界杯。韩国人和抄特人可以在世界杯上逞一时之勇。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冷门爆到四强赛里去。“冷门”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强队自身产生了问题，不具备普遍性，所以说足球比赛最终是一项强者的运动。 回到中国队身上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教练员大部分都是球员出身，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责备的理由，我是说我们的球员没有经历过真正高水平的比赛折磨，更没有夺取洲际冠军的经历，至于世界大赛，总是没等开始就结束了。他们不知道夺取冠军需要些什么，不知道最终的胜利需要什么，他们缺乏应付大赛的经验，对足球场上出现的突然变化不具备应对的头脑。 我们都还记得亚运会中国夺得亚军的事，那一次中国队进入了决赛，但赛前从教练到球员都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自己会进入决赛。这样的球队是不可能拿到冠军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去夺取冠军，因为不知道怎样去争夺冠军。看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你不难发现中国队在场上不是争冠军而是等待冠军。比赛之后人们看不见痛不欲生的场面。看见的只是如释重负的疲惫。教练很满意，球员很满意，足协很满意，球迷也很满意。中国女足也是同样的状况，奥运会上得了亚军，高兴得扯起国旗满场地跑，她们就是不懂失去冠军的痛苦。 马拉多纳和巴雷西知道冠军和亚军的区别，更痛苦贴近金杯又远离的滋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队不思进取，透过现象我们看见的是中国足球没有更上一层楼的准备。一旦这种时刻来临，从教练到球员都失去了智慧，他们处在一种智力真空之中，只能打到哪算哪了。 回到'98世界杯外围赛首战伊朗。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戚务生小组在经验上的短缺。这是一种没有胜利经验的短缺而不是没有领先的短缺，中国队并不是头一次领先对手，领先之后不会踢球看起来是技战术和心理问题，实质上是没有必胜准备的问题。从2：0到2：4大逆转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戚务生在开赛前就没有想到过中国队会如此顺利，他把这场比赛的基调定在保平而后偶然取胜方面。因而我们看到进球之前中国队踢得很好，一种潜意识已经贯穿在全体球员的行动中，他们努力拼抢，主要是遏制伊朗人的进攻，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寻求自己入球。张恩华的点球来得突然而意外，这从张恩华呆滞而激动的表情中看得出来。李明的进球更是额外的馈赠。这时候从球员到教练突然意识到我们可能要赢，戚务生的换人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所有在场的人们。但戚务生肯定忘记了最可怕的一件事：他压根没想到过会轻易攻进伊朗人两个球，更没准备如何保持胜果的战术。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戚务生的无知，实在是因为这一代人经历太多的失败，他们只会打那种被动的比赛或者毫无希望的比赛，面对这种“冷门”，无论是戚务生还是他的助手或者足球上层大员，都没有应付的经验，因而也就谈不到正确聪明的调整。戚务生换人没有错，错在换人后场上的打法反倒乱了套，攻的攻守的守，11个人的整体倾刻间土崩瓦解。伊朗利用了中国队留下的开阔地，从容不迫地对中国大门展开围攻。到这种时候，戚务生已经不能控制局面，球员们当然更不知道如何控制局面，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果实让别人抢走。 赛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骂戚务生，但这些人忘掉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教练员没有谁会料到如此轻易地攻破伊朗队球门，而且两次，我们的球迷也没有想到。局外人说什么都容易，那是因为你可以做事后诸葛，但你如果身在其中你就会品尝到“没想到”的苦果。而这个“没想到”，便是一个教练员个人经验中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它不在这个人的智慧范畴之内。这种例子也同样适用于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如果他不那么快地换下那个日本籍巴西人，至少不会有盯防洛佩斯的李敏成放心大胆地攻进前场并且射入致胜的一球。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和中国对垒，加茂周肯定不会如此调整，但对韩国，加茂周缺乏胜利的准备，这个缺乏是致命的，它最终导致了一次逆转。车范根在世界杯赛场上肯定也要犯类似的错误，但面对亚洲同类，车范根知道胜之战法败之战法。都是因为韩国球员韩国教练经历了连续三次进军决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大赛经验，这也是韩国足球近年来停滞不前却依然能打遍亚洲的根本原因。说到一种信心决心和拼争的勇气，都要有这些宝贵的经验做为后盾才体现得出来。中国战伊朗不能说球员没有拼争的勇气和取胜的决心，但经验的欠缺会造成心态的失衡，被逆转就变得顺理成章。思想政治工作在这里不起作用，宣誓和唱国歌同样不解决问题。 回忆高丰文的两个黑色三分钟，也是同样的问题制约了中国教练的发挥。领先之后的高丰文没能把换人转成胜局，反倒造成意外失球。看上去是董礼强盲目带球进攻反被进攻，更深层的东西是高丰文没有把自己的方针以最坚决最明确的方式传达给球员。在高丰文那里，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都有了，唯独没有取胜的详细战略。高丰文知道防守，但没有搞通防守和进攻的相对关系，球场上出现的局面和这一回对伊朗一样，攻的攻守的守形成了中场真空。于是我们说有了这些教训，戚务生为什么没有汲取，都说聪明人不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戚务生亚洲杯犯，世界杯外围赛还要犯。我的结论和前边的相同：戚务生不是贝肯鲍尔也不是车范根。戚务生只是在中国的足球竞争中缓慢浮出的继承者，他只继承了他的中国前辈留给他的遗产，但都只是一些失败的遗产，这些遗产他尚需要时间去消化，根本没有可能去吸取外国人的精华。多年来的个体经验在中国足球的大环境里已经形成不可更改的模式，任何新鲜的东西都会成为他执教的敌人。戚务生也想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亚洲杯期间的“压迫式”打法，比如说对伊朗和卡塔尔时的“451”阵型，但足球思想已经固定了的中国教头还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对中国国家队的意义，他只是看到了别人使用这些东西的威力。看过和干过毕竟是两码事，德国人压迫对方是因为球员有这种能力，我们压迫对方只能压上去压不回来；英国人的“451”是因为有希勒这种强力中锋有谢林汉姆加斯科因麦克马纳曼因斯这种强有力的中场，我们的“451”只有田径选手黎兵和绿茵场上的病人郝海东彭伟国和光会受伤的于根伟姚夏。戚务生比起他的几位前任既幸运又不幸。他正赶上中国足球开始职业化，这给他提供了开阔眼界的机会。他的不幸在于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从筛选球员到设计战术都能看到戚务生的这种不幸，他注定要成为现代足球的落伍者。 有人说如果国家队打好了，就证明戚务生是好教练。 这是当然，足球讲究胜负，赢家当然是称职的。我想说的是戚务生能打出几场好球，但他仍旧没能力带着中国队冲进法兰西。换一种说法，以中国足球现在的模样，既便冲进世界杯又能怎么样呢？高丰文曾经冲进了奥运会，但小组赛一球没进只顾着从自家球门里拣球，最后被组委会评价成“最没有进取精神的球队”。你能指望戚务生比高丰文更有进取精神吗？高丰文得到了高层次比赛的宝贵经验，但高丰文没能很好地总结，他只记住了“冲出亚洲”是一项功绩，接下去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输球，于是经验反倒成了包袱。戚务生当球员时据说是好球员，但那时的好球员只能在更低的水平上竞争。一个时代的思想使那一代人对外部世界采取了天然的敌视态度，戚务生在执教国家队之初连科学这个词甚至也很轻蔑，他终于开始注意科学的时候，国家队已经在亚洲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种进步按足球自身的要求来看是不允许的，因为世界杯四年一次，它不允许一个主教练的进步用失去出线权作为交换，这对球迷和球员都不公平，形同谋财害命。日本队的主教练加茂周在日本战平哈萨克斯坦之后的几小时之内就被解职，而且就在阿拉木图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卡塔尔0：3败给伊朗，卡塔尔足协也马上解除了邦弗雷雷的职务。唯独中国足球在戚务生负伊朗平卡塔尔之后依旧由戚务生指挥余下的比赛。虽然谁都看出戚务生已经乱了方寸，几乎丧失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这的确有些不可恩议，但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教练队伍的现状，便可以明白中国足协属不得已而为之，至于此前中国足协为何不聘请高水平外籍教练，应该是另外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想说明大赛开战之际撤换戚务生只能是自取其辱。 在中国足坛，活跃在甲A甲B和乙级联赛之中的中国教练很多，但让中国球迷熟知的也就几个至多十几个。 迟尚斌、金志扬、刘国江、殷铁生、徐根宝、余东风、贾秀全、蔺新江、胡之刚、严德俊、杨玉敏、唐鹏举、陈亦明、岳永荣，还有一位在大连万达的后备队伍中执教的李应发，这些人大约是中国现役教头中的佼佼者了。历数之下，还真的很难找出比戚务生更有资格带领国家队的人了。所有国字号的教头全是别人的手下败将，还有谁敢说比戚务生更强？如果说有，那就是半赋闲的李应发，但李应发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得到过决策者的青睬，如今退居二线，更相当于隐居山林了。迟尚斌在日本生活了多年，还带过球队，相比较而言见过一些世面也有了更丰富的人生阅历，问题是日本足球的水平同样并不很高，日本的教练水平甚至比它的职业联赛还要低。迄今为止日本队给人的深刻印象还是由荷兰人奥夫特执教时形成的，轮到日本人执教，这支国家队的战斗力便在重大比赛中被削弱了许多。迟尚斌还未能成为日本职业联赛的教头，他还没机会同更高层次的对手较量。因此迟尚斌的学识可能超过了戚务生，但实战经验却只能在戚务生之下。换成迟尚斌执教中国国家队，或许能带来一些朝气，但同样不会改变国家队的面貌。 金志扬和李应发都去过德国，虽然时间很短但都学到了些先进的东西。李应发很幸运，他有机会把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实战中，于是有了横扫中国足坛的辽宁队。金志扬则一直憋了许多年才有机会带队打仗，北京队虽说水平起伏不定，但金志扬的执教能力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问题是金志扬用在国安队身上的那一套并不见得同样适合国家队，打甲A的大起大落肯定不允许在国家队身上重现，这表明金志扬还没有消化他在短时期里学到的先进思想，国家队终归不是试验田。 还有徐根宝，他的足球理论说来说去其实非常陈旧，什么两头对话抢逼围，都不是现代足球的命题，都是一些被实践淘汰了的东西，只是因为中国足球一直散、懒、慢，才使徐根宝石破天惊了一回。如今徐根宝那一套在甲B也没有多大的威力，更不用说遇着亚洲诸强了。 刘国江在中国被称为儒帅，他的确把八一队和青岛队搞得让人刮目相看；刘国江很看重足球理论的研究，也注重按足球自身的规律去指挥球队，但刘国江缺乏的东西也是致命的，他没有大赛的经验更没有统帅高水平球队的实践，他有些像米卢蒂诺维奇，善于把一支杂牌军带成一支正规军。但还显不出更强劲的实力。至于其他的中国教练，值得人们信任的东西更少，没有哪一个具备了比戚务生更多的优势。 戚务生将执教到预选赛结束，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可恨的是从亚洲杯到外围赛，从奥运会外围赛到世界杯外围赛，中间隔了如此之久，中国足球没有丝毫聘请高水平外教的意向，他们让力不从心的戚务生硬撑着，死马当活马医，把亿万球迷的呼声当作耳旁风，又无端地断送了四年宝贵的时间，也冷酷地耗掉了球员和球迷四岁的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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