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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球迷助威团在这天早上3点15分离开沈阳，这一天我起得很早，妻子在门口说：“我也看看这场球。”我说：“你在家里替我祈祷，中国队赢。”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有些沉重，那或许是很不好的感觉。我没有流露这种感觉，尽可能带着希望上路。 车队在高速公路上一点一点拉开了距离。沿途遇见了一起车祸：三辆汽车撞到一起，一辆小汽车的车头已经没了，挡风玻璃上有一个很大的洞，洞的边缘呈放射状形成几十条裂纹。我猜测一定是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冲破挡风玻璃射了出去，但愿这个人还活着。 到达金州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体育场外面有许多人，其中一些人手里捏着一沓一沓的球票，他们卖得很便宜。比原价格低了许多。二百八十元一张的票只要一百元。入场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的面包也被警察抓出去丢了。警察还用金属探测器在你身上探测。然后又有警察伸手在你身上摸一遍用口是很糟糕的感觉，跟你心爱的异性摸你完全不同，这种拍抚使你周身都会产生被虫子爬一遍的那种恐怖和恶心。 这一天金州赶上了晴朗的下午，看台上的球迷始终无法安静，鼓乐不时响起，还有人不停挥舞手中的旗帜。足球场是这里唯一安静的地方。绿色的草地和上边蓝色的天空还有看台上密集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很特别的景致。我已经是第四回坐到体育场看球了。第一回是1985年的5月19日，那时候我出差去南方路过北京，一个朋友给了我去工体的球票。比赛输了。第二次是1990年夏天，我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混日子，刘毅然也是很痴的球迷。他买了大约六七张球票，我们一共去了和票数相当的人。比赛输了。第三次是1995年秋天，我和赵力群从阜新赶回沈阳，那天辽宁队迎战广州太阳神。比赛输了。一下子就到了1997年，张昕说他们的总编辑吉明刚打算送我一套球票。 我当然很高兴，但张昕送票来的时候我又开始犹豫，我说了前几次看球的不幸。张昕说：“事不过三，这一回肯定行。”一路上我老想着“事不过三”，但心里还是盼着中国队千万别先进球。我更愿意这场比赛以0：0结束。我把这个想法跟同车的一个记者讲了。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很乐观，认为中国队能赢。我当然也希望中国队能赢，但我不相信能赢，我认为我比戚务生更了解亚洲足球，而且相信我看的比赛比中国球员和教练都多，中国球员和教练的时间都花在比赛和训练上，我则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电视看中国以外的比赛。我对杨一民带回的伊朗队情报深表怀疑，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伊朗队胜韩国纯属偶然这个结论的。 我有点崇洋媚外，对足球尤其如此，我确信德国足球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项目。它不可能选择低能的球员去自己的国家挣钱。代伊、巴盖里和阿齐兹能进入德国甲级球队可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结果，这三个人构成了伊朗队的中轴线，这标志着一支球队形成了最坚强的脊梁。我不知道中国队靠什么去摧毁这条中轴，除非出现奇迹。 球迷们一直不肯安静，一直吹一种怪声怪气的喇叭。 北京来的球迷还在《中国足球报》上发表了倡议，大意是建设一个文明的主场。这一天他们也来了，集中在一个看台上，他们开始齐声喊北京球迷最顺口的“傻×”。口号声一下子把全场震住了，似乎每个北京之外的球迷都无法判断出这句“傻×”是不是文明的标志，他们只能默默地听北京人喊了四五回“傻×”。 此前我不知道北京球迷来了，这一回果真知道他们来了。我第一个反应是想到了他们在《中国足球报》上的那篇倡议书，然后想到这才真是一伙“傻×”，分明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让全国球迷瞧不起。果然有球迷开始起哄，哄得北京球迷很孤独，不是“傻×”是什么？ 球赛开始的时候天色有些暗了，两国球员进场热身时享受了不同的待遇。伊朗人试图跟看客们交流中伊友谊，但被中国球迷狠狠地哄了一家伙。这没什么可指责的，主客场的全部内涵就在这种哄叫声中了。后来，我在凌晨两点多钟时回到家里。我非常饿也非常渴，我吃了一些很凉的东西然后喝了水然后进了卧室。妻子醒了，她说：“心里边难受吧？”我说不难受。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录音机里只有山呼海啸般的叫喊声，我感觉中一直是赢球时的声音。妻子说：“中国队进球的时候我乐得在地上乱蹦，真有点彪了。”她是辽南人，那一区域的辽宁人把发疯发傻都说成彪了。我没有说什么，心里别扭极了。妻子又说：“怎么能这样呢？让人家一下子进了四个球？”我说我不知道。她又说：“干吗让人高兴呢？莫不如开始就输两个了。”我说是这样。妻子又说：“伊朗队真的比我们厉害是不是？”我说是。这时候已经是天要亮的时间，她又说：“伊朗队员真吓人，眼睛跟狼似的。”我马上想起从望远镜里所看到的伊朗队那个代伊和巴盖里。我还回想起我在动物园里所见到的狼的眼睛，那是一种平静的冷酷的充满寒意和杀气的眼睛，它看着你仿佛你根本不曾存在，它似乎凝视着你身后的某种东西，你不寒而栗。是这样的，代伊和巴盖里就睁着这样的眼睛。妻子又说：“我们进了球怎么会是那样的表情？”我问：“哪样的表情？”“好像受了多大的冤屈终于昭雪了一样。” “伊朗人呢？”“他们进了球很高兴，像孩子似的光是高兴。”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球员和外国球员的不同了。这种不同使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负重踢球，要想发挥自身的潜能谈何容易？究竟是怪教练还是责怪我们的教育方式呢？ 比赛开始了。全场三万多球迷都大声唱国歌，那是一个让人有流泪冲动的时刻。我看见中国球员手拉着手，他们的脸实在太僵硬了，这不是好兆头，他们应该放松肌肉把力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但我们的球员每一双眼睛都有些紧张的神色，他们的求战欲望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突然附加了别的东西，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但我也跟随他们紧张起来。 比赛开始了。伊朗人有些放不开，他们每一次拿球都遭到三万球迷的嘲笑，同时也遇上了中国球员近乎疯狂的抢劫。伊朗人不时把球踢到界外，这使他们遭到更大声的嘲笑，看样子伊朗人有些傻了。但赛后古汉告诉中国人，为了破坏中国队的速度节奏，他指示球员不惜把球踢出界外。这看似发昏的方式果然抑制使了中国队的进攻速度，中国教练员当然不知道这是一种计谋，他和球员及球迷一样被鼓舞了，而我们的体能就是在这种冲击中一点一点消耗了。赛后戚务生把体能不足归结为心理紧张，听起来很有科学道理，但事实上我们没能把握住节奏，而掌握了节奏的人就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在这场比赛中，如果中国队不是意外领先两球，真的就会只剩下输球了。伊朗人本想后发制人，但失球使伊朗人不得不提早改变自己的节奏。可以这样讲，不管中国队怎样提前消耗了自己，但毕竟打乱了客队的战前部署，也就是说中国队在无意识中占了先机。我们就是在这种占尽先机的大好形势下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我们的教练和球员有经验，这场球至少不会轻易输掉，我们就有了很好的局面。 比赛结束了。全场没有了声音，所有人都不肯相信刚刚发生的事情。几个中国球员朝观众挥了挥手，然后低着头走出草坪。戚务生有些发呆，他肯定和球迷一样不愿相信大好河山就这样奉送给了对手。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体育场外面到处是汽车，它拥挤在金州狭窄的街上，警察格外温和地疏通人群和车流。我一时间找不到“沈阳球迷助威团”的车队，我窜来窜去四处打听，但没有人知道沈阳的车队。后来我听到有人叫我，我的心放回肚里，沈阳电视台的体育记者朱挺也同样乱窜呢。再后来我们上了汽车，我渴极了。嗓子干得说话也费劲；还很饿，但吃了一口就吃不下。 中途在一个加油站有许多人下了车，我没有动，实在没力气。我更担心买了水喝得憋尿，天太晚了，停一回车都会让同行者着急。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忍耐几小时，我知道这不会让人死。我让自己努力忘掉球场上发生的事情，努力想一些和足球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来我成功了，我注意到身边坐着一个小伙子，他一直脸朝窗外。我发现他很年轻。比一股的男人更白些。这时候他回过头来，于是我开始分辨出这是一个女人。我很尴尬，因为我差一点就叫“嗨！小伙儿。” 那肯定会被认为要耍流氓了。如今的女人遇着真流氓只会害怕，对惹着她的老实人反倒不依不饶一副抗暴安良的架势。我说：“女球迷可不多。”她说：“我喜欢足球也才近几年的事。”这时候又有几个人加入了谈话，没有人谈这场比赛，都谈一些别的。我只是东一个西一个问，他们东一个西一个说，后来演变成几个人相互说明自己的与众不同。那个女的说她每天都打保龄球，每天都要消费二百元左右，她还伸出手让人看手指上的茧，我不知道保龄球怎么打，但想象中应该磨出老茧。其他人看样子都没有她的那种优势，就讪讪地说些别的。我说：“一般人没法养活你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一个月的薪水才八百元，只够她打四天保龄球。她说一般人的确消费不起。这时候我想到自己的妻子，她肯定不会要求打保龄球的，她甚至舍不得花一百元买一张球票来看球。我于是很激动，想自己没有下车买矿泉水喝是正确的，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知道妻子可以在晚上去沈阳北站的广场上逛一圈，那里有免费的花和绿草可以观看。还有变幻色彩的灯光广告可看，也不收钱。我们不去想保龄球馆或者KTV包房，憋得狠了，在家里唱几首歌也挺高兴。至少。我们有电视可以看，里边经常有很好的电影。 到达《辽宁日报》社时沈阳已经十分安静，我骑自行车回家。一路上我一直听现场录音，里边是中国队进球时的狂欢。还有中场休息时球迷唱歌的声音，还有一些球迷的叫骂声，还有我对录音机说话的声音：“中国队现在进了球，范志毅罚中了点球。”“这是中场休息。”“李明为中国队进了第二个球。”接下去再没有解说的了。我已经关闭了录音机。它里边记录了我和球迷的欢乐。我想在这—天我只须记住自己曾经是多么快乐，我不想让那种从天空直坠而下的绝望和恐惧留在我的生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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