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评浩然
目前，对浩然及其作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争论的实质已经从对他个人的评价扩展为对5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梳理与评价。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在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这时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文汇报》发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应看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与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但也有反对以上批评的。张德祥在1995年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阶段的争论是由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记引起。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1）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2）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3）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激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反应。
焦国标在1998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的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你饿死”没有？……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王彬彬在发表于《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的《理解浩然》一文中说：像浩然这样的人，对邓小平时代是满腔怨恨的，而对毛泽东时代则深深地怀恋。与其说是怀恋那个时代，毋宁说是怀恋自己昔日的荣耀。他们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多是因为他们有着几代几代赤贫从而“根正苗红”的先天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这些只会盲从于政治潮流而又一无所长的人，不再保有优越地位，他们当然会怨恨今天而留恋往昔……对于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浩然断断不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十年文革，正是浩然的“本”呀！
章明在1999年4月3日《今晚报》发表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激情，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写”，这话我最多只能信一半。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浩然）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赴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究竟是歌颂谁的？
袁良骏在1999年8月25日《中华读书报》以《“奇迹”浩然面面观》为题尖锐提出：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由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的“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的确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只能由社会、读者评说。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是在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与“贡献”。这种自我吹嘘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与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指出：关于浩然的评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的反映17年农村生活的作品；一个是关于文革时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1）作品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在当年搞互助合作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表面是批浩然作品，实际是对我们党17年农村工作的彻底否定。（2）“政治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委和中央对浩然进行了调查核实，是已经做了结论的。浩然任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是北京作家民主选举出的，是北京市委认可的。攻击浩然当北京市作协主席，是否定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决策。
管桦从政治上肯定了浩然，张德祥则在艺术上对他的作品作了适当的肯定，张在《名家》1999年第6期《我所理解的浩然》一文中说：只要不怀着偏见，应当承认，他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他的作品一以贯之的是对农民传统人格精神——正直、正气、正义——的追求。当时的环境是不允许“中间人物”的出现，浩然毕竟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不仅有高大泉等形象，也有弯弯绕、滚刀肉等形象，都各有其艺术价值。我们不能超时代地苛刻作家。
赵润明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以《浩然不应该后悔》为题写文道：就笔者掌握的材料看，自1965年到1976年，各地报刊发表了130多篇对《艳阳天》的赞美文章……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浩然并没有做出改变他本质的事。文革结束后，有关组织对他的审查证明，他在文革中是没有干什么坏事的。
（《文艺报》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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