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及其《褐色鸟群》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 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6年发表处女作《追忆鸟攸先生》。格非在给自己作的小传里曾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在写作中，岁月的流逝使我安宁。“足可见格非一直是今“纯文学”的追求者，文学写作并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在于它构成精神超度的乌托邦。
　　格非的成名作当推1987年发表的《迷舟》。这篇具有浓郁抒情风格的小说，因为故事的关键性部位出现空缺，而令人惊奇。传统小说的“完整性”被这个“空缺”倾刻瓦解，十分写实的叙事因为这个“空缺”而变得疑难重重。显然，这个“空缺”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格非运用得颇为娴熟自如，它使格非的小说具有谜一样的气质。格非并不多产，但他的小说一篇是一篇，颇值得读解。
　　《褐色鸟群》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费解的一篇小说，1988年发表时，华东师大中文系部分师生曾召开讨论会对这篇小说展开多方研究，结果众说纷纭。没有人搞得清这篇小说到底在讲些什么，也没有人否认这是一篇非常奇妙的小说。事实上，它始终诱惑各种读者，从最激进的取业批评家到普通的文学爱好者。
　　也许人们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篇关于“性诱惑”（或者逃避诱惑）的小说；也许在讲述男人成年的困难经历（性经验）；也许是关于“生存论”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考：关于“时间”、“回忆”“重复”构成的生存迷宫……在我看来，这篇小说不妨简要看成是在讲述怀疑存在确实性的经验。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没有可供辨认的确定标志，那些重复出现的事实，不是使存在变得可靠，而是变得似是而非。
　　这篇小说尤为令人费解之处在于它的叙事结构，它由“重复”构成类似埃舍尔怪圈的系列圆圈：第一个圆圈，许多年前我蛰居在一个叫水边的地方，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叫棋的少女来到我的公寓，她说与我认识多年，我与她讲了一段我与一个女人的往事；许多年之后，我看到棋又来到我的公寓，但是她说她从来没有过我。第二中圆圈，许多年前我追踪女人来到郊外；许多年之后我又遇见那个女人，她说她从十岁起就没有进过城。第三个圆圈，我在追踪女人的路上遇到的事与女人和我讲述的她丈夫遇到的事之间构成相似。这三个圆圈之间存在相互否定（矛盾）与肯定（相似）的多重关系。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这里，一切都难以确定。
　　与小说的叙事结构相适应，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被称为“棋”——她是故事的引发者和倾听者。“棋”与“镜子”是格非对博尔赫斯的习惯挪用。在博氏那里，“棋”是作为谜和无限可能性的象征来使用，它表示了一种规则与变化的游戏；而“镜子”是对实在的反映之物，博尔赫斯在存在的虚幻之中融入一种时间的自在之流，镜子表明重复出现的不可洞见的神秘——一种没有实在本质的虚幻存在，它没有时间的流向却可以随时重现。“棋”开始夹着一个画夹，后来却拿着一面镜子，画与镜子一样不真实，并且是人的制作物。画的出现具有某种隐喻的功能，它喻示着叙述的开始和叙事话语的非实在性，“画”作为一种艺术仍然不失其观看的实在性，它是对实在世界的一次亲切回忆。然而，以“画”开头，以“镜子”结尾，回忆或叙述的结果却是使历史和现实一道坠入虚幻境界。“棋”在小说中与其说是作为人物，不如说是作为象征代码来起作用，“棋”喻示着一个虚构的规则，一个时间的迷宫，一种不存在的“在场”。“棋”的出现替代了对时间的抽象思考，“棋”作为时间的某种标志而使叙事得以发生、进行，然后中断。是“棋”触发了这次回忆，而后“棋”断然否定了它。“棋”作为历史的起源和生活的见证，“她”表明整个存在的不确定性。
　　《褐色鸟群》是一篇众说纷纭的小说，当然也是一篇可以从不同角度读解的小悦。这类小说对于传统小说理论无疑是公然的拒绝，所谓主题，典型人物和典型坏境之类的观点，无助于理解这种小说。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这种小说能体验一次解谜的快感，这也就足够了，若能获取对生活的某种特殊感悟，那就是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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