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我与宗教的因缘

　　我对宗教有特别的情怀。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

　　坐著说可能比较自在一点。都是机缘。本以为自己是无神论者，现在越来越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对宗教，我有特别的情怀，真不明白（共产党的）革命为什么一直要将它扫荡。

　　佛堂净地能让人清静，是个好去处。但上个世纪以来，革命闹得人心惶惶，我对革命和暴力有强烈骶触，而宗教恰恰也反对暴力。不管持何种宗教信仰，和平与平和是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而宗教恰恰也在维护和创造这样的条件，不管是在教堂里或寺庙里，都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年，我沿长江走了八省，名山都跑遍了，前后跑了三次，为的就是要寻找这样一个纷繁人世之外的世界去谈佛；我也到过道家的地方，谈身外之事。

　　那是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我第一次到四川，在山中一个很古老的寺庙里，碰到一位老禅师。在庙里，我看到白鹤的雕塑，马上有一种和平的感觉。我与老禅师谈到近黄昏，当时很想住下来，但他们总提防我，政府也反对从事宗教活动。当时，我就呼吁过恢复寺庙活动。

　　在雁荡山一个叫「洞天」的道观，我遇到一个老道士，与他住了一宿，得了启悟。回北京后，我找了宗教局。他们告诉我，当时大陆道教徒不到一千人；我说，熊猫也有两千只，还动用不少资源重点保护，可是道教仅剩下一千人了，当时最年轻的也该六十多岁了，懂得经文的，最少得有八十岁。

　　我要他们赶紧呼吁，保护这么一个清净之地。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对宗教应该是有一种倾心吧！那时起，我阅读佛经，如金刚经等。我有个特殊版本借书证，因我当时是中国作协会员，可以去看存在北宁寺图书馆的稀有藏书。有些绝版书，不能借走，我就在那里看，通常都从下午一直呆到图书馆关门。

　　人们老说道教对我的影响，实际上佛家对我影响很深，我对禅宗尤其倾心。佛教对我创作的影响可在《灵山》里看到，我在书里写到天台山国光寺，那是隋代寺庙。黄昏之际，我闯进佛门，坚持要留下，但住持怀疑我留下要干什么，看了我的作家证后，勉强允许，却把我关在后院里。清晨三点，钟声乍起，我醒过来，起床后很久才找到门；循著钟声，找到大殿，看到庙里有好多房间。大殿里，有将近一百个僧人，有的打钟，有的敲木鱼，一片和谐，天空奇蓝，给人一种美感，当时就想写戏，但没写。

　　后来我细读禅宗，包括各种版本的研究，最后发现收藏在巴黎图书馆的敦煌版，写了个叫《八月雪》的戏，准备在台北上演，写的是六祖慧能开悟到创立禅宗的过程及禅宗后来的转变。

　　其实，我不想也不敢在这个佛堂里宣讲佛法，因资历太浅。写六祖慧能，也只是想写一下，不可有其他妄念。六祖慧能启发我：什么都可放下，你放下，也就放下了。

　　（十二月九日上午在斯德哥尔摩市郊佛光山即兴演讲，亚洲周刊王健民记录，未经高行健审阅）摘于亚洲周刊第51期，2000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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