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作者：高行健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于克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原。因此，文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系。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 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统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同得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便是无以维生，民也好国也好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难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积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这个民族精神上足够贫乏的了。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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