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飞向了自由的天地

我出生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望族，这种家庭对于人一点

好处没有。好容易我母亲冲到社会上来而且成为一个小学校长。

我也完全由我母亲的教育而做一个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生。但

我的母亲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她的思想也不过是使得我将

来有谋取职业的本领，不至于在家里受气，和一个人应该为社

会上做一番事业。我自己呢，完完全全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

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思想，顶满意自己的环境，觉得自己很聪明，

校长、教员、同学都喜欢我，可是这时忽然来了“五四”。“五

四”的思想在那时因为我的年龄和知识都够不上接受什么，没

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对于我的前途却有很大的关系，我之所以

有今天，不能不说是“五四”的功劳。

“五四”那年，我正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这个学校以前

没有过什么社会活动。但“五四”的浪潮，也冲击到这小城市

了。尤其是里面的一小部分同学，她们立刻成立学生会，带领

我们去游街、讲演、喊口号。我们开始觉得很茫然，她们为什

么这样激动呢？我也跟在她们后边，慢慢我有了一个思想：“不

能当亡国奴。”她们那时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

问题、社会问题。教员很少同情她们，同学们大多数赞成她们。

我很佩服其中的两个同学：杨代诚和王剑虹。可惜由于我那时

班次低，年龄小，没有同她们在一起，然而只要有机会我就表

示了我的态度。譬如有一次她们讲到女子剪发，同教员们做了

很激烈的论争，教员讲话，我们不鼓掌；王剑虹一讲话，我们

就鼓掌。会后许多人都把辫子剪了，我也不假思索的跟着做。

现在剪发是太平凡了，而且成为当然的现象，但那时却是件大

事。我们为着没有辫子，四处遭受冷嘲或责骂。后来她们又办

了一个贫民夜校，看见我喜欢活动，叫我去教珠算，学生们看

见我比讲台的桌子高不了多少，都叫我“崽崽先生”。

这一群同学当时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

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

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后来我又随着王剑虹、杨代诚到了

上海，她们把我领到广大的领域里。我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茅

盾先生在《丁玲传》里说到她们。现在让我纪念早死的剑虹，

和致意活在南方的一知吧（一知即杨代诚）。

我的母亲在常德，当时她如何受到“五四”的影响，我不

大清楚。总之，当我暑假回到家时，我的母亲便同我谈到转学

问题，她觉得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首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

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一般的师范中学的课程，不

能解决这个问题。她说长沙周南女子中学要进步得多，那里面

有新思想。于是母亲自己把我送到长沙，把我托付给她的一个

旧同学陶斯咏先生了。一年半以后，我母亲又放手让我随王剑

虹到上海去，也基于这种思想，她要使我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

会的路。后来她自己也打到了这条路，她完全同意我，我们不

只是母女关系，我们是同志，是知己。从那时离开她二十多年，

我都在外奔波，她从没有后侮，而且向往着我的事业，支持我。

我的母亲呵！你现在生活怎样？我们被反动者们封锁了隔绝了，

你无依无靠，但是你会挣扎的，你的生命力是坚强的。中国今

天已经有了和平民主的曙光，中国的道路和我的道路都已经很

明白的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了。这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多少先

烈在前面牺牲了，他们的血，和我们的奋斗不是白费的。母亲

呵！你愉快吧！祝福你健康的活在人间，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

见的。母亲！

进了周南之后，幸运的是我那一班的国文教员陈启明先生

是全校最进步的人物。我们那时把他看成一个神圣的人物。他

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学生，同当时即在湖南有名的毛泽东同

志是同学。他订了许多外边的杂志报纸，他在那些文章上用朱

笔画上圈交给我们读，读不懂他便讲解。很多《新青年》上的

文章成了教材。我们同学大部分都不大注意别的功课，欢喜谈

论问题，反对封建制度成为那时主要的课题。我在这种空气中，

自然也就变得多所思虑了，而且也有勇气和一切旧礼教去搏斗。

当我再回到家里的时候，首先我废除了那些虚伪繁琐的礼节，

公开指斥那些腐化生活，跟着也得着我母亲的帮助把婚约解除

了。大家都认为我是大逆不道，都责备我母亲对我的放任，可

是我是多么骄傲。陈启明不只在思想上替我种下某些社会革命

的种子，而且是多么鼓励我从事文学。在没有进周南以前，当

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我便读过很多的小说，可是我的作文总不

十分好。因为是用文言作文，有时还要我作四六文呢。陈启明

介绍我读了许多新小说，新诗，我那时即读胡适的文章、诗、

他的翻译小说，读康白情的诗，读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

《最后一课》、《二渔夫》等是我最喜欢的。当然那故事的情

调，写普法战争，法国感到快要亡国的痛苦，是深合于那时我

们的情绪的。于是我便学着写，写诗，写散文，还写过一篇小

说，有两首小诗刊载在陈启明等编辑的《湘江日报》上。这些

东西当然是非常幼稚，算不得什么写作，不过却培养了我的文

学兴趣，使后来我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会想

起用一枚笔来写出我的不平，和对于中国社会的反抗，揭露统

治阶级的黑暗。一直到现在，使我有这枚笔为中国人民服务，

陈启明先生给我的鼓励是有作用的。

陈启明因他的思想“过激”，而被解聘，我们感到很大的

难受，我随着几个年长的同学又跑到一个男子中学去读书。这

时这几个同学因为年龄和知识都比我较大较高，大家都感觉到

在这个学校里也学不到什么，她们便离开了学校，准备自修。

我呢，总觉得要向一个更遥远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恰巧王剑

虹从上海回来了。她向我宣传陈独秀、李达他们在上海要办一

个平民女子学校，她邀我一起去。我又得着我母亲的赞助，抱

着满怀的幻想到上海去了。自然，我并没有一下便找着光明大

道，我打过几个圈子，碰了许多壁才走上正确的路的。但从这

时我却飞到了一个较广阔，较自由的天地。我是放任过我自己，

勇敢翱翔过，飞向天，被撞下地来，又展翅飞去，风浪又把我

卷回来。我尽力回旋，寻找真理，慢慢才肯定方向，落到实际。

我虽没有参加“五四”，没赶得上，但“五四”运动却影响了

我。我在“五四”浪潮极后边，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为《时代青年》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