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了，乌金山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
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
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
到村口。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
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
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
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
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
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
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
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
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
约有15平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
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
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
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
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
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
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
联合公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
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
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
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
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
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
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
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
回忆起来，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
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
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
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
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
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
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
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
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
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
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
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
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
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
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
的，此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
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
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
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
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
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
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
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
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
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
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
为伍，与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
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
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
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
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
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
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
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
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
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
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
值得回眸的一页。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