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
的非凡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
把积存起来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
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
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
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
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
汗，何况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
赵鹏飞，与我在北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
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
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
要骑上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
下来，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
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
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
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
候，在树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
路了，直到晚上9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
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
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
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
承受不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
辆破自行车与火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
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
你也给我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
对，看您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
——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药时，两只
眼睛凝望着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
童真。我的膝盖当真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
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
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
二次长途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
到天津转个弯子的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
一趟的念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
多情的梦幻时分，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
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
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
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
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
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
内，自己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
住址，车子己然骑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
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
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
一来一回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
和儿子的盘诘，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
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
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
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
向长者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
来，那时候我也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
——就像今天吃的一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
是割舍了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
很看重这份记录，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
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裸体干活的历史，
也有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
须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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