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染的文字似乎给我们一个她总是躲在一隅自言自语的印象，而她的写作方式因而也被冠为“个人写作”、“私人化”，尽管在以后的采访中，她称这种种说法其实都是评论家所为，而她本人却全无这种意识，但书商们还是乐意拿这个作为“噱头”。新版的陈染的《私人生活》的封面上赫然印着“私小说”。这是她不多的长篇之一，距最初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已有好几年的光阴，而这次的重版，首期2万册的印数表明这本书“风韵犹存”，这便是我们采访她的一个契机。电话里表示了我们的采访意图，想问问她：最近情况如何？她轻轻笑了笑：“不能说的比能说的还多。”我们原以为一个人的文字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思想，在读了那么多她的有关不与生活和解的文字后，我们已经作好准备要去面对一副严峻的不妥协的面孔并努力思索一旦冷场我们应如何应对。然而一打开门，陈染一脸随和的笑消弭了我们此前对她的种种猜测，离开文字的陈染竟是如此的亲切。有关种种就绕着那本再版的书说开了。

　　　记者：最近好像看到你的《私人生活》又出了重印本，印了2万册，听出版社说现在还要加印，打算印到5万册。除此之外最近你还有其他作品重印吗？

　　　陈染：这本书之前还有一些集子，比如，（陈染边说边拿出一本《残痕》），这也是去年4月份再版的。然后就主要是一些港台的版本，像台湾的麦田出版社、香港的天地图书，还有香港的明报出版社等。最近出的《当代中国文库精选》其中有一卷叫“陈染卷”，都是以前的作品。——《私人生活》这本书我要知道走得这么好，当初应该多要点儿钱的。（笑）

　　　记者：你是否觉得你的写作也属于那种个人化的风格——尤其是你的这本小说封面上还标明“私小说”？

　　　陈染：我是不太同意这个说法的，批评界也有这种声音，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么一个称呼。《私人生活》再版时我就有一个想法要说明，就是《私人生活》的写作，跟我的个人私人生活、甚至隐私根本不搭界、不沾边，90％的细节都是虚构的，只有心理经验和情绪化的东西才是真的。

　　其实，我的立脚点在于个人。书的小作和大作不是由它的题材来决定的。这么多年来，我们有这么一种认识：只有大题材的作品才是宏大的。而我的立脚点在一个很小的元素，我觉得，这是我的、也是很多人对过去老的写作方式的一种叛逆，也就是有一种说法：“小说要往小处说”。看你探索得是不是深入，是不是触碰到深层次的东西了，如果你没有触碰到，多大的场面也只是大而空。我是想从这么一
个小的立足点来探测到人性的复杂化和丰富性，能够透视出人心的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具有长远魅力的东西。

　　　记者：那么你觉得目前你作品的特点或者说优点在哪里？

　　　陈染：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也是一个变化流动的东西，比如说从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也有十七八年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不可能一成不变的。早年作品中那种比较偏执的，甚至是比较偏颇的东西更鲜明一些。时间这个东西其实还真的挺致命的，它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特别重。我觉得，正处在青春时期的话，一个人的那种偏执、激动、绝对化，正是在那个年龄段最夸张的时候，锋芒、叛逆都是一些比较显见的东西。而且，跟那时候自己的人生阅历也有关系吧，我觉得，那时候更看重那些浪花似的、看得见的叛逆和那种锋芒、针针刺刺的东西，或者那种想打碎什么东西的劲头，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我觉得，到了现在，更看重那些更大气、更沉静的东西，或者说更喜欢一些水面底下暗流的东西，他们那种涌动、冲击的力量比浪花更有力量，尽管它可能不像过去那么显眼。——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自己无论在心态上，还是在写作趋向上都有这样一种倾向。

　　　记者：应该说是更成熟了？

　　　陈染：也可以这么说吧。

　　独特离奇的叙述方式，大胆怪异的想象，陈染的小说自90年代以后越发趋于心理、哲学与思想。文本的不断实验性，使陈染也不断地被划入各种流派。而陈染称：我写作都是率性而为。

　　　记者：一直有人说你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陈染：有很多人这么说过，我也就慢慢接受了。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待女性主义作家？

　　　陈染：我想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贴近地站在我这个性别的视角、立场的，这是自然而然、或者说天性使然的。

　　　记者：你对卫慧、棉棉这拨年轻女作家怎么看？

　　　陈染：她们的作品也是很显锋芒，比较符合她们这个青春期的年龄段的一些特点，和我当初二十出头时的“世纪病”那类作品有些类似。我看了棉棉的《糖》，觉得读起来还是比较流畅的，对我也有很强烈的震动，但是和我们这个年龄的作者会有一些差别。另外，我是觉得她们现在和我当时那种面对不和谐的东西，总想打碎什么、触碰什么的方式不同了，她们对这种体制中的不和谐根本就视而不见，
而是张扬自己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她们的书中充满了性、暴力、吸毒、爱滋等当今社会最年轻的一拨人生活方式中的一些问题。我想，卫慧、棉棉如果还继续创作的话，那么到了三十多岁，她们自身还会有一些变化。

　　最近，陈染发表了一篇《不写作的自由》（《中华读书报》3月1日11版“百家”），文中她写出了不写作的自由及其相伴而生的痛苦。这仿佛就是她那句“不能说的比能说的还多”的诠释。尽管有那么多不能说的，今年年底陈染还是有两部作品带给我们。越来越看重那些更沉静的、更智慧的、更具力量的东西。这种随着年龄、阅历而改变的对生活、艺术的看法，可曾让她觉得激情的丧失？

　　　陈染：也有，的确就是岁数大了，慢慢也就变得平静了，这里面的确有一种丧失，人不经常激动，不再觉得某种东西有触碰感，其实也就是一种创作力源泉的丧失。这的确是挺令人担心的事情，但是也没办法，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记者：设想一下你以后的创作风格还会发生什么变化？

　　　陈染：只会越来越沉静。现在都觉得可写的东西特别少，最主要的还是心态上的问题，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值得写，那个东西也不值得写，好像没什么可说的。昨天我开电脑写了个头，又写不下去。题目叫做《人们之间还剩下什么？》后来我觉得这话又太绝对了，又把题目改为《人们之间更多的还剩下什么》。后来又想，嗨！有什么好说的，老生常谈。这事谁不知道。感觉到这种能写的东西慢慢地就消
化掉了。也许慢慢就会调到适中的位置来。

　　　记者：除了写书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社会活动？

　　　陈染：“我还是比较喜欢当今比较年轻的那种生活方式，跟朋友聊聊天，打打球，听听音乐。但也不可能像二十几岁那样，去蹦迪啊！我对新的东西还是充满兴趣的，当今一些比较时髦的东西，我还是接受得挺快的。我觉得一个作家闭关自守，还是挺可怕的。”

　　　记者：近来你有什么新作要与读者见面吗？

　　　陈染：到今年年底有两本书可以出来。正在写，已经写了很长时间了，现在写得比较慢。一本是日记体的书，类似于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当然不仅仅是谈感情的书，还有是在岁月生活中，对于当今的人性、艺术等的思考。还有一本是对话体的书，打算今年年底把它整理完，是跟国外的两个汉学家的对话，此外还有两三篇跟朋友的交谈，包括生活各个层面的话题，关于人性、情感、音乐等等方
面，可能还会配一些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