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大师曹禺的“悟”
甘竞存
敬爱的现代戏剧大师曹禺(万家宝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大家还在深深地怀念他。我们还记得巴金老人说过的话：“曹禺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许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不过也有一点令人感到安慰，万先生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的痛苦。他去世前十多年长期患病，又时时沉浸在遗憾、惭愧与痛苦之中，如今终于得以解脱了，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个人的生命，连同他的种种忧患和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了结，说到底是一件好事。”
从一般人的眼光看来，曹禺生前享有盛誉，身后备极哀荣，似乎不会有什么遗憾，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以后，他感到“时不我待”迫切希望写出更多更好的剧本，还要写小说散文，希望成为托尔斯泰，他说：“人家吹捧我，我并不快乐，因为我想得太大了。”正由于想得太大、太多，曹禺晚年情绪很不平静，有时非常激动，非常烦燥，甚至于失常，他对女儿说：“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作品才死，不然我不干。”有天晚上，曹禺突然大声叫喊，万方急忙跑进他的房间，听到父亲迷迷糊糊地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什么都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万方安慰他慢慢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清醒了，对女儿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可不要对别人说啊。”由此不难想象：曹禺晚年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不安是十分沉重的。
他之所以痛苦，首先是因为他自己有强烈的使命感，而朋友们和观众们又无不对他寄予深切的希望。巴金在1979年给他的信上就说：“……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他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的艺术家黄永玉也以极亲切极坦诚的语气给他写信说：“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都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之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黄永玉希望曹禺再写20个剧本并愿为他的新作设计舞台。
巴金、黄永玉的信洋溢着对挚友的无限热爱与望，深深打动曹禺的心，他把黄的来信裱在专册里，有时候还郑重地拿出来念给朋友听，并一再对家人说无论如何要写出大作品来。为此他付出大量心血，写了好几个剧本提纲，可惜最后都没有完成，这一方面因为年老多病，“文革”中又受到摧残，另一个原因很可能如黄永玉所说他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再也不容易找回来了。
现在我想探讨的问题就是所谓“通灵宝玉”和“心灵中的宝贝”究竟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失去以后就不容易找回来了？据我的体会，这个比喻说的是曹禺特有的思想才能和艺术才能，他对现实生活和戏剧艺术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悟性，能够看穿人的灵魂，了解人的性格与命运；在创作中常常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一种似乎很平常的一方面义感，却能强烈震撼观众并且净化他们的心灵，给人以向上的精神力量。在他的优秀作品里没有空洞的说教，只有他烂熟于心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有他真正理解了的生活哲理。
大约40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谈到，曹禺早期剧作的成功并非因为他具有什么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他的创作，而是由于他有一种敏锐的感受生活的能力和一种罕见的艺术直觉，虽然他读过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书，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明确的世界观。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写戏很用心，却不惯在思想上花功夫。”因此他的大部分作品没有鲜明的主题思想，创作意图也不太明确。有人说曹禺是人道主义者，其实他的“人道”还只是一种朦胧的情绪，模糊的感觉，说得夸张一点，曹禺前期剧本好就好在思想的相对模糊与不确定性，没有接受任何一种抽象的固定的思想，概念的约束与规范，因此特别富于诗意与美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回味与想象的余地，曹禺写戏不在思想上花功夫，用心写戏，这正是他成功的关键。因此他从小喜欢看戏、演戏，又有悟性，慢慢地就揣摸出戏剧与剧场的特性，尤其懂得适合中国普通观众的胃口。中国旅行剧团的创始人唐槐秋先生曾当面对曹禺说：“万先生，《雷雨》这个戏真叫座，我演不少新戏，再没有《雷雨》这样咬住观众的。”唐先生用一个“咬”字，十分通俗而准确地说出了曹禺剧作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与优点。
另外，曹禺写戏也很难说他用的是哪一种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是继承中国传统还是继承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大概都有那么一点。在这方面，曹禺确实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拿来主义者，凡是用得上的他都拿来，而且总是得心应手，颇为巧妙，这大概也与天赋有关吧。
更值得重视的是，曹禺的思想才能与艺术才能是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这两方面有一个核心，那就是他对人的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他时时处处观察人、关心人、了解人的性格与命运，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他的脑海里，冲击他的感情，增强他的不平感与正义感，促使他在情绪的爆发之中投入创作，于是他就像鲁讯所说的那样“杂取种种人”塑造出一个又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在我看来，他笔下的繁漪、陈白露、金子、愫方等一系列妇女形象与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单四嫂子、子君比较，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但在某些方面还更加丰富、生动。
以上说了一大堆，恐怕也没有把曹禺的创作个性说清楚，还不如黄永玉那样含糊一点，神秘一点说他有“伟大的通灵宝玉”。但是曹禺后来又怎么会失去他的这块“宝玉”呢？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获得很高的名誉地位，生活条件和创作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却没有写出理想的好作品、大作品，至少是没有超越他自己过去的高峰，其外部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被写作以外的活动占去太多的时间，历次政治运动的压力，“左”倾文艺思潮的干扰等等。然而，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曹禺也是如此。
不少材料说明曹禺的性格也具有颇为鲜明的二重性：一方面他以坚强的意志毅力攀登戏剧艺术的高峰，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他对旧社会的黑暗势力与鄙俗气息极其憎恶，对被压迫者与被损害者寄以真诚的同情与爱心。但是曹禺身上也有谨慎小心、软弱驯良、庸俗保守的一面，要确切地理解这位大师就必须看到他的各个侧面。
万方写了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她认为曹禺为人是很真诚的，但又说：有时候，他用一种惯常的虚伪的方式来表现，在某些场合不得不说一些溢美之词；他那出了名的谦虚也是真诚的。万方这些话似乎叫人不好理解，曹禺为什么常常对人说一些溢美之词？他的真诚为什么要用虚伪的方式来表现？其实，这正反映着曹禺性格的二重性，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统一起来了。我认识曹禺的一些学生和朋友，他们都敬佩这位大师，但又不约而同地说起他的胆小谨慎。陈白尘先生曾向我介绍曹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一些情况。他说，当时国共双方都很重视争取曹禺，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做工作，拉他入党，被他婉言推辞了。有些政治色彩过分明显的活动他一般不参加，基本上采取不问政治不惹是非的态度无论哪家剧团排了新戏请他来看，他总是不发表具体意见，只是说“不简单，不简单”，“这个戏排成这样不简单”。全国解放后，请他看戏，他就更客气了，除了“不简单”以外还常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戏，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所以万方说他是出了名的谦虚，有人因此认为他不坦率不真诚。实际上，曹禺这样做有时是为了给人鼓气，不愿挫伤别人的积极性；有时是为了少惹麻烦，少得罪人，并非有意骗人从中捞取好处。这在旧社会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老一辈总是教育下代：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见事莫说，问事不知；说长道短，惹祸招殃。老百姓按照这种教训为人处世，把它作为保全身家性命的手段，所以老舍说：“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不过，只想明哲保身，不问是非曲直也并不是一种好传统。
再说曹禺是位进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形成这种性格呢？这大概与他童年经历和家庭影响有关。他父亲是个日渐潦倒的封建官僚，脾气暴躁，整天在家里抽大烟，稍有不顺心就发火骂人打人，有次把大女儿的腿都打折了，万家宝是老二，受父亲宠爱，但有时也遭到打骂，整个家庭气氛极其沉闷压抑，他对父亲也有一种恐惧心理，处处谨慎，讲话也轻声细语。继母就常对他说，你胆子小，要放大胆一些。原来，他出生只三天母亲就不幸去世，五岁时，疼爱他的大姐又突然夭折，所以他从小感到孤独寂寞，苦闷忧郁，时常一个人沉溺在幻想之中。成年以后，曹禺仍然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倾向：平时不爱讲话，除了看书写作，经常在默默沉思，走路也在想事。有次，一头撞在电线杆上，受伤不轻；别人同他讲话他时常走神，心不在焉，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事，但不考虑生活小事，老是想着工作与写作。他很重视别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意见，好做一些解释和自我表白，因此有人认为他“过于在乎外界对他的评论……这对于坚持自我价值的作家不是很幸运的”。新中国成立后，曹禺的名声地位更高了，他也更注意别人的议论，尤其重视领导对自己的看法与态度，更多地接受外界的影响，在创作上愈来愈缺乏自信，这些都显示着曹禺性格中软弱世俗的一面。
全国解放后，领导上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各人思想性格不同，表现也就大有差异。据说冯友兰先生是被动接受改造的，所以很感痛苦，有次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回家就与朋友抱头大哭一场。还有一位勇敢的怪人熊十力先生公然拒绝接受改造，拒绝参加会议，并说：“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而曹禺的表现刚好与他们二位形成鲜明对照。当时外界对他的压力并不太大，他就一再表示自己是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又自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严厉地责骂自己，否定过去那种“浅薄的正义感”，而且否定过去写的作品，甚至说《雷雨》、《日出》等等都是毒害了成千上万观众读者的作品，于是就不顾别人的劝阻，根据所谓阶级观点动笔修改，他让侍萍当面大骂周朴园是“杀人不见血的强盗”，让方达生成为革命的地下工作者，同工人一道把小东西救出火坑……这次大动手术的修改，破坏了原作完整的艺术构思，破坏了原作思想和艺术完美统一，结果是面目全非，不伦不类，令人不忍卒读，虽然他是出于良好的动机，但也反映着他头脑过于天真，缺乏自信，急于随波逐流，也标志着曹禺开始丢失他的“通灵宝玉”而且此后就一发不可收。
1951年，曹禺又主动提出要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剧本，得到领导上的赞许，于是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明朗的天》，结果是再一次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他放弃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一贯的创作方法，按照主题先行的路子，根据明确的主题思想去“深入”生活，找人谈话，选择人物，设计情节，而且每走一步每写一步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分析推敲，兢兢业业地唯恐“歪曲了生活”，“违反了政策”。这样写出来的东西还经过有关领导多次审查反复修改，保证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最后的结果是剧中人物成了思想的传声筒，剧本成了政策的宣传品，既没有揭示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又少有真正的激情，更找不到曹禺昔日作品中的诗意与美感。表面上看所有人物情节都来自生活，实际上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曹禺晚年曾经苦恼地说，解放后写戏都是领导交给他的任务。1958年陈毅元帅专门找他谈了一个小时，要他写一个表现“大跃进”的剧本；1964年彭真副委员长希望他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还有人出了别的题目，他都努力去深入生活收集材料，很想完成上面给的任务，结果是力不从心，只是与别人合作写了一个历史剧《胆剑篇》，也是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结果如周恩来所说：“《胆剑篇》有它的好处，主要方面是好的，但我没有那样受感动，作者好像受了某种束缚，是新的迷信造成的。”后来，周恩来嘱咐曹禺写王昭君，他一直念念不忘，在“文革”以后费了大量心血终于写成，并搬上舞台，获得一片赞美之声。作者靠着他的深厚功底与才华，使这个戏有较高的艺术性与观赏性，但由于它是“无米之炊”，许多人物的性格和情节基本上是凭空虚构，也可以说是理想化的产物，并没有强烈的感染力，这方面还不如《胆剑篇》。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戏的创作意图据说是为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有个王昭君就是这样的。按照这种意图，曹禺不得不挖空心思描写一个汉代的宫庭女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觉悟，为了民族团结，反对大汉族主义，自觉自愿、笑盈盈地远嫁匈奴首领。尽人皆知，汉代实行和亲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被送出去的女子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内心世界与最终结局往往都是很悲惨的，因此我总认为还是一个哭啼啼的王昭君更符合人性的真实，有人认为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可敬而不可信，可谓一语中的。
据《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介绍，谈到解放后的剧作，曹禺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他似乎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这使我想起他与吴祖光的一次谈话，那是在1992年6月中旬，吴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说了一
句憋了多年没有说出口的心里话：“你太听话了！”没想到曹禺几乎叫喊着回答：“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的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吴祖光心想：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但是岁月不居，余年衰朽，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曹禺和吴祖光是相识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交情非同一般，可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曹禺批吴，根据领导的要求上纲上线，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实在做得过分。然而吴祖光却不记在心上，他交待“罪行”与“问题”从不牵扯别人，内心还为曹禺老大哥能安然渡过这场灾难而“深感庆幸”。最近十多年老大哥多病，吴还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常去医院探望，其高风亮节令人钦佩。在这方面，曹禺也终于明白过来，他曾对另一位朋友说，今生有两大遗憾：一是时间上被写作以外的事占去太多；二是缺乏独立思考。他说：“在历次运动中，我都没有独立思考，而是按一种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同时他还谈到“自己写的一些文章很伤害了一些朋友的心……而历史证明自己是错了，真对不起那些朋友。”有人认为那是迫不得已，曹禺很沉痛地说：“这也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不仅是朋友间的事，而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啊！”是的，任何人都难免有失误，到了晚年，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了，对外界压力的恐惧感也减轻了，他就能作出比较真诚的反思。正如巴金所说：“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经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为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当然，能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要好一些。”
谈到个人的责任，首先当然要考虑当时那种几乎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只是由于各人思想性格不同，表现也有所不同，责任也有轻重之分。有人说过，“文革”以前，历次运动都没有整到曹禺头上，因为领导上对他的印象不错，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受到的压力比起吴祖光、巴金等人都小得多但他的“听话”、“驯服”比别人更甚，其原因除了前面谈到的他一贯的胆小谨慎以外，可能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其一是曹禺的诗人气质，长于形象思维，政治上却比较天真单纯，他对党和领袖们的拥戴和信赖，确实发自内心，但也不免被新的迷信(包括个人崇拜)束缚起来了。另外曹禺的思想深处还有：“士为知己者死”与感恩图报的世俗意识，他在解放前后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照顾。1950年他因婚姻问题急需一笔钱用，一时无法筹措，领导上帮他解决了困难，使他感激涕零，一再恳切地表示：今后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后来果然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感恩图报，本来也不能说全盘皆错，但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因此放弃主体意识与精神自Ｉ粳那就难免形成依附性的人格，也难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以曹禺晚年感到活着已经没有意义，深夜想要跳楼也并非一时精神失常，而是反映着一位天才作家的内心痛苦，凡是天赋很高的人，自我期望值也必然很高，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大人物，就会极端失望与遗憾。
值得庆幸的是，曹禺终于有所觉悟，他对女儿说：“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最大的所得，我悟啊！这个世界实在不高明……”他在1986年写了一首内涵颇为丰富的诗：“雷从峡谷里滚响／莽原的每一颗草在哆嗦／我听见风吼，黑云从乌暗的天空猛压头顶／从云里垂下粘乎乎的东西／那是龙的尾？／是龙的舌／像无数的钩，钩住我的眼睛，心，耳和我的手／地上喷出火／我的全身在燃烧／洪水泛滥，暴雨像尖矛扎透我的背／我向天高吼：来，再狠狠折磨我／大地震抖，高楼、石头、水泥坍下来掩没了我的全身／土塞住我的喉咙／我向天高喊：来吧，我不怕，你压不倒我！／你不是龙，连一条毒蛇都不配，把戏吓不倒我／我看到了太阳，圆圆的火球从地平线上升起！／我是人，不死的人，阳光下有世界／自由的风吹暖我和一切／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的人。”
这首诗的内容有些类似鲁迅的《狂人日记》里描写的狂人的梦。曹禺当然不同于狂人，他写的诗形象地表现了“文革”期间的亲身感受经过那场令人心悸的大灾难，他终于醒悟。一辈子胆小的曹禺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害怕了，他勇敢地喊出了抗争的声音，庄严地宣告：我是个不死的人……我站起来了，因为我是阳光照着的自由的人。他终于彻悟：自由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可贵，更值得珍重，这标志着失去自我的曹禺真正“回归自我”了。
曹禺“悟”了，可惜迟了。他带着遗憾走了。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和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给了他荣誉，也给他造成了遗憾。
(摘自《雨花》1998年第4期。ISBN1005-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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