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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
一
头一次见马丁是1985年6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
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1970年创
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
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
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
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
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
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
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
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
漂走。
几年以后，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1987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
1988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
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的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
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
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
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呲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
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
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
粹是给累的。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
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
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警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
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
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
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
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
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
麻麻的五张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
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
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
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
，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
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
。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
?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喧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
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
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
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
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
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
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
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1992年10月到1993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从莱顿到鹿特丹坐
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
，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1993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
，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
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茬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
，“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1996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梯雅娜
。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
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
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1992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
我
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藏。“那是王位上奇妙的孤独。”这让我想起芬兰女诗人索德格朗的诗句。
在每届诗歌节前的例会上，马丁的演讲越拖越长，尽是陈词滥调，加上发音含混不清，令人
昏昏欲睡。他的老婆儿子全都卷入诗歌节，从义务工作开始，一步步接近权力的中心。还有
一种批评，认为马丁请来的都是他的老朋友，诗歌节搞得像个家庭聚会。这么说来，我也算
个受益者。其实这是马丁创建诗歌节的宗旨之一，让某些诗人重复出现，通过时间展现他们
的变化。
提起那些名诗人，没有他不认识的，谁谁当年还是个愣小伙子，谁谁死了，谁谁得了诺贝尔
奖，谁谁刚来看过他……山高不过马丁的脚，不少诗人都是他发现的。他从来都说别人的好
话，除了沃尔克特。“他诗写得还不坏，但为人太傲慢。”马丁跟我说。
有一年诗歌节，他的儿子马克去机场接他，为方便起见，马克把车停在旅馆停车场。
而沃尔克特却坚持让他把车开到旅馆门口，并为此大发雷霆。
我真想认识一下青年时代的马丁，做国王以前的马丁。比如他当年头发的颜色，他的笑声，
他的诗歌梦想。我认识好几位荷兰老诗人，都是马丁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去找他们问问，关
于那个年轻的马丁。恐怕是众说纷纭，甚至包括头发的颜色在内。要说马丁的阅历可算是相
当丰富了，他当过夜校老师、出版社雇员、书店经理、文学杂志编辑、报纸评论员，翻译了
不少德国文学作品，编过好几本国际诗选。1969年，他进了鹿特丹艺术委员会，触到权力开关，打开诗歌节的大门。其实连履历也是值得怀疑的，一个过程而已，与生命本身并无多大关系。
我跟柯雷在长途电话里聊起马丁：“回过头看，马丁做了那么多重要的事。”
“你用不着说服我，他的功绩我们全部都知道……”柯雷有点儿不耐烦。
“不，我是想说服我自己。”
午餐
一
中午十二点半，我在曼哈顿第八大道八十号十九层新方向出版公司的门口按响门铃，珮吉迎出来。每次来纽约，她都和格瑞瑟达一起请我吃午饭，加上住在附
近的艾略特，两男两女，用一张公司专用的绿色“美国特快”信用卡付账。这回我
想破破例，省了这顿午饭，事先没打招呼，到了纽约一头扎进茫茫人海。谁想到在大都会博物馆纪念帕斯的朗诵会散场时，珮吉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不由分说，约好一起吃午饭。
珮吉五十多岁，家姓狐狸，无从考证，我估摸她祖先八成是爱尔兰的猎狐人。珮吉是
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新方向”的副总裁。她家住在哈德森河上游，从后窗能看到芦苇掩映
的河水。1992年春天，我跟艾略特一起去她家做过客。她丈夫鲍普是个退休的文学教
授，在家写小说，做饭，热衷于社区政治。听珮吉的口气，鲍普的小说永无完成之日，也没
指望发表。说来那才是真正的爱好。饭后我们沿哈德森河散步，来到一个小码头。木结构的
栈桥伸向哈德森河，桥头钉着块牌子。二次大战期间，多少美国小伙子在这儿跟情人告别，
再也没回来。
“新方向”出版社的创办人是詹姆斯·劳夫林，可惜我无缘见上一面。当
年他认识庞德时，只是个家境富有的文学青年。庞德对他的诗评价不高，倒是劝他办一家地
道的文学出版社。由庞德指明的“新方向”，六十多年来成了美国出版业的奇迹：不以赚钱
为目的但又能自负盈亏，而几乎所有美国现代诗歌的经典都源于此。劳夫林两年前去世了。
出版社成了母系氏族——老板和主要编辑几乎都是女人，像一群母鸡，孵养着我们这个时代
相当男性化的文学。
艾略特迟到了。做为帕斯的英译者，这两天他忙得四脚朝天。在纽约和华盛顿举办盛大的纪
念帕斯的活动，最后以在大都会博物馆的朗诵会达到高潮。按字母顺序，艾略特排最后一个。他坐在我旁边，急躁但克制，准是浑身都能划着火柴。整个朗
诵会由美国桂冠诗人品斯基穿针引线，最后以艾略特打结：他给艾略特极
高的评价。在读帕斯的长诗《太阳石》最后一节前，艾略特动情地说：“三十年前，就在离
这儿几个街口，我跟帕斯开始一起朗诵……如今人已去，诗还在……”他的声音哽咽了。
格瑞瑟达终于出现了。她七十多岁，刚从脑血栓的打击中恢复，脚下还不太稳。她目前是出
版社的老板，掌管着“美国特快”信用卡，而病痛和年龄正逼她退休。她父亲斯盖勒·杰克
森是诗人兼文学批评家。大约六十年前，英国的名诗人罗伯特·格瑞夫
斯和夫人劳拉·瑞定，来美国和他们一家共度夏天，结果
她父亲和劳拉堕入情网。劳拉把她妈妈逼疯了，在神经病院一住几十年。格瑞瑟达那年只有
十二岁，和弟妹一起被送到姑姑家。而他父亲和劳拉搬到弗罗里达的一个葡萄园隐居，至死
在一起。其间四十年，他们共同编写一本英文词典，每个定义只用一个词，既未完成也没出
版。自那个夏天以来，格瑞瑟达再也没见过父亲。
我们一行四人，从十九层楼降到地面，过马路，再拐个弯，直奔那家名叫“布鲁塞尔”的饭
馆。十年来，我们也试过别的几家，都不甚满意。看来实验归实验，传统就是这样形成的。
最后一次尝试，是家刚开张不久装璜时髦的小馆子。那天艾略特点的汉堡包，他刚咬一口眉
头就皱起来。结账时，侍者礼貌地问我们觉得饭菜怎么样。“你要我说实话吗?”艾略特从
眼镜上面撇了他一眼，“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差的汉堡包。”
“布鲁塞尔”的基本色调是暗绿色，古色古香，有股欧洲战前的味道。这里气氛轻松而节制
，没有年轻人和酒鬼，我估摸来这儿的都是老顾客。沿窗摆下的四张桌子，随外面变幻的光
线转动。我们多半都选那张把角的桌子，似乎为了某种稳定感。阴天下雨，这四张桌子好歹才安静下来。夏天的阳光被窗户过滤，不再那么暴躁；到了冬天，阳光影影绰绰，成为某种生命的幻象。
侍者彬彬有礼但又不夸张，随时准备消失。
二
在纽约竟有某些不变的东西。十年来，我们同样四个人，来同一家饭馆，坐在同一
张桌子，谈同样的话题，连口味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今天除了格瑞瑟达点烤鹅肝外，珮吉、艾略特和我都点的是鸭丝色拉。而饮料嘛，四个人全都要冰茶。照惯例，再加两份炸薯条。用炸薯条蘸番茄酱，有滋有味的。
先说起纪念帕斯的朗诵会的盛况。由于会场早就满了，有一千多人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赞
助者、墨西哥参议员。珮吉说她也被拦在门口，幸亏来了墨西哥的一帮政要，她赶紧声明她
是帕斯的出版者，于是文学被政治裹挟进会场。
我说，是帕斯，是他的个人魅力，把平时互不来往的美国诗歌界的各路人马以及政要、外交
官聚到一起来了。朗诵会就像一个和解中的家庭聚会，只有我和另一个瑞典诗人是外人。“
你在他们中间简直是个婴儿，”格瑞瑟达插话说。她告诉我，那个一头白发瘦高瘦高的老先
生是肯尼迪的特别顾问。“真神了，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居然还活着。”格瑞瑟达感叹道
。于是大眼瞪小眼，好像活见了鬼。
“人们永远弄不清帕斯的政治立场，”艾略特吞进一根炸薯条，说，“其实很简单，按美国
的标准，他是左派；可按拉丁美洲的标准，他得算右派，因为他反共，反卡斯特罗，而很多拉丁美洲作家都是卡斯特罗的朋友。”
珮吉告诉我，“新方向”打算出版帕斯两卷本的诗歌全集，由艾略特翻译和编辑。他们还打
算出顾城的诗集，要我设法和他姐姐联系，得到版权许可。
鸭丝色拉上来了。厨房就像潜台词，躲在文学和政治后面，出其不意。我们的胃突然被唤醒
，激动有如心脏。好一阵，只听见刀叉叮当作响，大家不再吭声，专心于鸭子的滋味、菜叶
的质感和调味油的色泽。汽车声和脚步声漏进来，窗上有人影滑过。阳光闪耀。其实，阳
光才是纽约真正的主人。昨天早上，一个法国摄影记者给我拍照，带我满街追赶阳光。我通过摄影家的眼睛看到纽约的阳光在楼群之间摸索、折射，转瞬即逝。
我问起艾略特纽约的治安。刚到纽约的第二天早上，我在莱克辛顿大道和东三十一街把角的
咖啡馆喝咖啡看中文报纸。有一则消息：马友友的大提琴在纽约失而复得。他下出租车时，
忘了拿后备箱的那把价值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大提琴。报警后，全纽约的警察出动，帮他找那
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大提琴回到马友友手里，没耽误他晚上的演出。就在我读这条消息
时，小偷麻利地摸走了我放在脚边的书包。说时迟，那时快，待我猛醒，四下一打量，全都
是正人君子。
珮吉和格瑞瑟达赶紧搂住自己的包，生怕不翼而飞。艾略特眼睛一翻，摇摇头，责怪地说，“这是纽约。”是啊，只能怪我这个乡下人，在引导城里的正人君子犯错误。
说起纽约犯罪率的下降，艾略特指出，这是全美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除了美国经济好转外
，还和从十五岁至二十八岁这一高犯罪率的年龄层的下降有关。
我问他对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怎么看。
“他整个一个法西斯!”艾略特火冒三丈，“在曼哈顿根本就他妈没法停车，我今年吃了六
张罚单。连到公园烤肉，超过五十个人必须得到批准，等于禁止集会游行。更别提布鲁克林那档子事了。”在布鲁克林美术馆正进行的展览中，一个黑人画家把大象粪和圣母像涂在同一块画布上，引起了争议。朱利安尼威胁美术馆若不摘掉这幅画，就甭想得到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拨款。
杯盘撤去，我们四个人都要了咖啡。话题转
向美国明年的大选。艾略特叹了口气，说这回
他不知该选谁了，戈尔真让他失望。他跟我解释说，堪萨斯州最近通过了教育法案，否定了
进化论，在中小学的课堂上以基督教的创世说为基础。按基督教的说法，世界只存在了一万
年。“那化石该怎么解释?”艾略特耸耸肩，“荒谬透顶。”而信奉高科技的戈尔为了赢得
当地选票，竟对此不置可否。珮吉和格瑞瑟达连连点头。这些美国左派对民主党也厌倦了，政治前景像咖啡一样暗淡。
我问珮吉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第三种势力。
“现在冒出个改革党，但也不太可能构成第三种势力。这也许恰恰说明美国选举制度本身有
问题。”珮吉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美国大选的过程。你看，三下五除二，只能得这么个结果。
“为什么美国总统几乎都是律师?”我又问。这就是局外人的特权，不耻下问，百无禁忌。
珮吉和格瑞瑟达掰着指头把本世纪的美国总统挨个拨拉一遍，果然让我言中。
“是不是律师这行当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在影响美国的政治?”我说。
“绝对没错。他们借用法律语言，以冷血的意志和间接的方式达到目的。”珮吉说。
午餐结束了，我们在门口告别。阳光明媚，这是晚秋最后的黄金时光。不知怎么，我忽然想
起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其实这幅画和我们在“布鲁塞尔”饭馆的午餐毫无关系。
北岛，诗人，现居美国纽约。主要著作有《北岛诗选》、《蓝房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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