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作者：陈思和
九十岁的巴金整天坐在客厅里。客厅的面积虽然大，光线却不怎么好，有些阴暗滞闷，给人生出一种沉重的感觉。老人在客厅向南的门口置一张小桌子，坐在那儿慢慢的拆阅信件，整理旧稿，或者写一些短札。他身体不好，动作相当迟缓，有时从桌上拿一杯茶喝，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只有在天气比较好的上午，老人才走到前面草坪上散一会步，或者来了客，他就坐到客厅前面由平台改建的朝南房里，我不知道怎样称呼这种房间，德语叫做“der wintergarten”冬天的花园，这是个很好听的名字，不过我不记得巴金的房里养什么花。
从巴金的客厅联想到北京冰心的客厅：它们在表面上真是完全不一样。冰心老太太的客厅兼卧室小而明亮，充满灵气，盆花、字画、窗明几净，处处显示了女主人公开朗、祥和的性情。冰心和巴金受到人们的崇敬不仅是因为他们年纪大，成了当今文坛上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老寿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灵青春依旧，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不过细细比较起来，老太太总有些天真、率性、心态自由，而巴金老人则更加沉重、疑虑，他的感情似乎总是陷在那一团噩梦中挣扎不开。巴金的疑虑来自于他对中国的政治斗争有过于丰富的经验，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言论连同那种表达言语的形式，都是出自他的肺腑深处，沉重感反而增加了老年巴金的魅力，这是一种深谙中国社会，充满东方人智慧的生存与斗争的艺术。
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这个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开放，人人都有权利追求事业成功，财富增长，名利双收，出国自由，生活享受以及心情的欢悦，只要能追求的似乎都是合理的，人人都轻松自如。但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这种对世人的爱心与对自己的苛刻情绪近似宗教，可是在所谓“后现代型”的社会里，却变得多么的不合时宜。人们在仪式上保持了对老人的尊重，但他的警告却被视为一种杞人之优。
老人终于放下了笔。1986年6月到8月，他一口气写下《官气》、《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怀念叶非英兄》、《三说端端》、《老化》和《怀念胡风》七篇文章，心中一团火如岩浆喷发，滚滚而出。整整八年的自我清理一旦到了总算帐的时候，再也不必顾虑，憋在心中的真言终于倾吐出来。《随想录》最后完成过程也相当戏剧化，据说是因为“稿件传达中的偶然失误”，这些文章一时未能在香港《大公报》上刊出，而先由中新社记者对外发消息，公布了最后七篇随想的题目，并宣布巴金将“搁笔小休”。似乎是老人在《随想录》推向高潮的同时传达出另一个信息：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发言了，让我把话说完吧，我将与读者告别，再也不给这个大欢喜的世界添加什么不祥的预言了。
也许，老人在这几年中的被老病、噩梦、冷风折磨得够疲倦了，他确实需要静心调养，放开那些惹人心烦的念头，做一个正常的人吧，一日三餐，平平安安，儿女继承父业，写小说编刊物都有口皆碑，更有第三代承欢膝下，说不尽的天伦之乐。老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写完《随想录》于今，七年过去。巴金主要的工作就是编他的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86年起出版《巴金全集》，仿佛是接着《随想录》而来的又一项大工程。起先几年是根据过去十四卷文集本的作品修订，任务还不大重。可是渐渐的，老人读旧作生出了感慨，他用给责任编辑王树基先生写信的形式，逐卷地谈论他重读旧作的感受。
依巴金自己的说法，他始终在矛盾中编印旧作。巴金是个真诚的人，他一向认为作家要拿自己的作品与读者交流。七十年来，他写下那么多小说、散文、译著、特写、书馆，以及各种议论文字，掏出自己的一颗心来，激励读者与他一起寻求光明。那一篇篇火一样热情的文字中贯穿着他一生追求的思想信仰、人格理想和战斗精神，读这些文字不能不激起他对人生的热爱。譬如，《爱情的三部曲》曾经是巴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它描绘了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在信仰与理想的指导下与黑暗势力搏斗的故事。这些作品后来遭到了粗暴的批评，人们把小说中写的故事硬要和历史教科书里讲的革命对照起来，指责巴金歪曲地描写了革命。巴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编造故事，而对它的真实性却讳莫如深，这种阴影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在《创作回忆录》中，巴金一遍又一遍地谈他创作各种作品的体会，独独对《爱情的三部曲》避而不谈。我曾经猜想，这也许是老人要在心中保留一块属于自己的纯洁的领地，不愿意再违心地说一些话去获求人们的理解吧。但在这次编印全集时，老人终于发言了，他在跋里承认小说中人物的原型来自他的一些同志，他称他们为“理想主义者”，称赞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老人甚至重申他当年说过的“我不怕……我有信仰”的话，并强调了这种对生活，对人民的“信仰”，他从未失去过。我无法猜测老人是否把他想说的话都已说出来了，字行间似乎仍有些闪烁其词的味道，但他终究是为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大声地发出辩护，终究是四十年来第一次不用检讨的口吻来回顾往事了——这是一个方面。但在这些旧作中，老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生命历程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这就是他为了迎合这个时代而不得不编造的一些大活空话假话，甚至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违心发表的批判性言论。对于这类文章，在有些人看来只是一份昨天的历史，不该由老人来负责。听说一位已故的作家，别人为他编著作目录时收入了这一类文字的标题，作家的家属就出来干涉，说这么做是为这位作家“抹黑”。这位作家的家属认识到这类文字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算是明智，但她没有勇气让已故丈夫去承担这个责任，她希望人们永远忘掉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这又是多么懦怯的行为。我想这种矛盾心理巴金也一定经历过，但他终于掮着黑暗的闸门站立了起来，他同意把这些文字编入全集，为的是永远让后代看清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悲剧。为此，他在一篇跋里悲哀地说：“白纸上写满黑字，我就这样浪费了60年的生命，现在才明白编印全集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惩罚”，这种心理，几乎与《随想录》是一致的。
说起巴金的全集，就不能不说一桩与我有关的事情。《全集》第十六卷是《随想录》，这以前收的是原来《文集》本十四卷的作品以及解放后出过集子的作品，第十七卷开始，收20年代到90 年代的未收集作品，包括序跋、特写、书信、日记以及未发表的手稿。巴老在60年代有两部书稿未出版，一部是中篇小说《三同志》，这是写志愿军的故事，1961年写成，因巴金自己不满意，一直未出版。“文革”后曾将其中一部分改写成短篇小说《杨林同志》，这是巴金“文革”后唯一发表的一篇小说；另一部是写于1965年末到1966年初的访越散文集，书名是《炸不断的桥》，连序跋共10篇，其中7篇均已发表，另有三篇因“文革”发生而未发表。这两部手稿在巴老书橱里置放多年，这次编印全集，他同意收入，因我与李存光兄在帮王树基先生搜集巴老集外卷的文稿，老人便将两部书稿交我影印。他认为《三同志》是一部失败的著作，那天特意在小说书稿前写下这么一行字：
“废品《三同志》，1961年写成，我写了自己不熟
悉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巴金1990年1月8日”
我将两部书槁拿去影印后，发现纸张陈旧，印得很不清楚，所以一时未将原稿交还，想抽时间将影印稿重新校读一遍。那些天我正在搬家，没能及时处理，不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搬家中遗失了两包书稿，都是我收藏着最重要的书刊文稿。其中有我借阅的20～30年代旧刊物，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音，以及巴老的这两部珍贵手稿。这遗失的情况比较复杂，以后我另外找机会作详细叙述。总之，当我发现这一无法弥补的损失时，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三同志》的影印件还留在手边，而《炸不断的桥》里三篇未发表的散文永远也找不见了。我确实辜负了巴老的一片信任，当时正是万念俱灰。后来，我把这坏消息告诉李小林，小林说，爸爸还挺宝贝这两部书稿，经常看他搬来搬去呢。不过她竭力安慰我，并答应找个机会由她来告诉父亲。过了几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硬着头皮准备向巴老检讨，可是去了以后，巴老和蔼地对我说：“这没关系，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的。”一句话，就把我的心安定下来了。以后，他又写信去四川，给正在整理他日记的亲戚，从日记里把这三篇散文的篇目抄出来，作为全集的存目。现在《三同志》和《炸不断的桥》收入全集第二十卷已经付型，但因为我无法原谅的疏忽而无法完整了。
《巴金全集》二十六卷已经全部编完付型，据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在1994年全部出齐。这是老人继《随想录》以后又一个系列工程的完成。他把全集看成是自己一生写作的收支总账，过去被删去的文章，一一都重新补回，过去在政治影响下修改的章节，也作为附录给以保存，许多长期湮没的论著、杂文、史话、附记，这次基本都收齐了，有成功之作，也有失败之作，真正地给读者保留了一份无伪无饰的精神遗产。待全集出版后，一个从20年代充满生气的精神战士到90年代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人格形象，将完整地突兀在人们的眼前。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还有少数巴老早期作品未能收入全集，譬如巴金在20年代根据柏克曼的著作改编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譬如最近日本学者山口守在荷兰新发现的巴金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外文通信，等等。这只能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再补遗了。
除了编全集，老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养病。他深居简出，很少再有文字发表。1988年，老友沈从文去世，他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怀念文章，从批评国内新闻界没有及时报道沈从文死讯开始，回顾了与死者40多年的深厚友情。近年来这种怀念故人之情一直缠绵于他的心间，他曾打算再写一组怀念文章，头一个就想写写郑振铎。记得在前年，老人这样对我说：只要身体好，我会慢慢地写出来。两年过去了，我最近一次问老人写郑振铎的事，他回答说：只开了一个头，就写不动了。他回答得那么平静，在政治强权下不曾甘心低头的老人，现在也不得不用平静的心情来对付自然规律的强权了。
其实，老病的折磨，巴金已经承受了好几年了。还在写《随想录》的时候，一次，他告诉我，他写作时思潮汹涌，可是右手拿着圆珠笔就是不听使唤，笔划不到纸上去。有时他急得用左手去推右手，这样一笔一笔地写出了《随想录》。近二年老人的手颤抖得更厉害，最近我看《新民晚报》上刊登了老人《没有神》的手迹，一个个字似乎笔划得很清晰，心里暗暗高兴，以为老人的帕金森氏症痊愈了。前两天为写本文而去采访老人时顺便带去一本去年我策划的画册请老人签字，可是当我看到他将笔架在手指间艰难地在纸上划动时，心里一阵难过。再想到报上刊登的那篇短文的手迹，这要花去老人多少精神。这哪儿是写字，分明是老人用他生命一点一点的消耗来换取地思想的表达。
还有噩梦。大约自“文革”开始，巴金就经常做噩梦，梦做得很古怪，一会儿是他与妖怪搏斗，一会儿是他自己变成了野兽。“文革”以后，他还经常做这些噩梦，忍受着恐怖的折磨。在《随想录》里，巴金多次提到做噩梦的事，我起初读这些文字，还以为是作家惯用的象征手法，或可作为一个讽喻看。后来无意听老人的儿媳陈晓明说起，老人是真的不断受到噩梦的干扰。她还说，老人的神经太紧张了，目有所思，就夜有所梦。于是我才知道老人在文章里写噩梦全是写实手法，或可以说，这是一种精神受虐的症状。由于“文革”时代给老人留下了太深的刺激，这才会产生如此痛苦的《随想录》。
不过，近十年来中国历史经历的风风雨雨，证明了老人的梦并不是无病呻吟。即使到了《随想录》已经出版，老人宣布搁笔以后，那些阴丝丝的冷风仍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首都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甚至把“说真话”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很显然，这种言论里包藏着当年姚文元式的祸心，老人不会不知道，几年来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不再发表惊世之论，以求安全渡过晚年的平静生活，可是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须捍卫这个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换来的人生格言。于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那些文坛上的鬼魅们：“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老人真的火了，他愤怒地说下去：“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无法猜测会议代表是怎样激动地听到老人的声音，当我从报上读到这段文字时，捏着报纸的手就像捏着一团火，战士终于又举起了他的投枪。那一年，巴金87岁，风烛残年中他依然一往无前。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一次去看望巴金老人。在那间光线黯淡的客厅里，老人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上去瘦了一些，但脸上神色却比前两年要好得多。我计算一下，已经有一年多没去看他了，平时虽也想着老人，但总是怕多打扰他，没有要紧的事就不好意思去了。不过这回是老人在等我，他慢慢地站起身子，走到小桌子旁，用手索摸着一本笔记本，我连忙接过本子，翻到有标签夹着的地方，原来那一页上写着老人的阅读笔记：“告诉思和：1．《何谓财产》为什么没有出版；2．肖珊三次到桂林；3．夸张……”原来是巴金阅读了我写的《人格的发展》一书的记下的笔记，这些地方，正是我在写巴金传时没有弄清楚的地方。这笔记显然已经有好些时候了，但老人的记性极好，他开始一条一条地告诉我一些事情真相，又一次把我带回了当时的年代。
回顾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写作道路，老人不无感慨地说：“我一生充满矛盾，有时想去直接投身革命，有时也想妥协，当个作家算了。现在走成这条道路，并不是我的本意。”
“那么”我问，“您在年轻时想象自己到了90岁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情况呢？”
“我想搞事业呢，想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好处。”老人认真地说。
“那么”我继续问，“您写作，您用笔给了人们那么多的温暖和勇气，难道不是给人类带来好处吗？您以为您如果投身到具体的革命行动中去，以您的个性而言，一定会比现在取得更大的发展吗？”
老人笑了，他说：“我说我充满矛盾呢。不过我现在走的道路，倒是意外的顺利。”
写于1993年8月2日
此文章原载于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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