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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也是如此，作家学者虽不是强盗（这可能不是说作家学者的人品比强盗高，而只是说作家学者们的胆量大多数都比强盗小），但作家学者们也有基本的立身之道。不管写得好也罢，写得坏也罢，写的是哥哥爱妹妹鸳鸯蝴蝶派也罢，写的是谁看啦都出汗的现代派意识流也罢，有一点必须要大义凛然的，那就是，不能当文抄公或文套公，不能抄别人的作品，也不能套别人的作品。再名震世界的作家，一旦发现他的作品是抄别人的，或套别人的，他就砸锅矣。以莎士比亚先生之尊，当然举世无匹，谁提起他都会脱帽致敬的，可是一旦泄了底细，他的作品竟然都是——不要说都是啦，只要有一两篇被证明是抄他老友柏杨先生的，他就得卷铺盖。 自从一九五○年代开始，二十年来，抄风和套风颇为茂盛，有些是抄古人的（其实也古不到哪里去，顶多是○○年代“古”），有些则是抄三○年代的，大概英雄欺人，自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有该秘本。万万料不到，文字的流传，无孔不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古人”之书，台湾有时候偏偏也有。而大陆出版的“今人”之书，台湾虽没有，香港却有，日本也有。运气不济时，碰到该死的好事之徒，一对一照，就露了原形。一九五○年左右，有位朋友还用其抄品，不断地得什么奖，后来有人恼了火，该朋友遂丢了官，一直倒楣了十五六年，最近才算复兴。但这个活例子并没有使利欲熏心的朋友得到教训，该抄仍是照抄。 抄品大都限于理论，如果死缠活缠，还可缠出来一点理。至于创作，就无抄矣，但虽不能抄，却要以套，一套就是一本，比小孩子玩尿泥还兴趣盎然。这种例子，如车载斗量。再过些时，柏杨先生一急，真打算列出一张表来，以便读者老爷引经据典。呜呼，军人不能冒功，文人不能抄袭，这是最基本的规范。当一个文人，可以偷，可以抢，如果走桃花，也可以乱爱，甚至乱爱得刀光血影（当然，最好不要刀光血影），如果大发雷霆，也可以杀人，甚至也可以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但是，绝不可以抄，也绝不可以套，为了急于成名，或为了急于弄几两银子，猛抄猛套，天老爷注定他要坍台。 ——作家学者，不遵守作这学者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作家学者。 保险这一行业最崇高的境界，应该是一旦付保险金时，不但付得迅速，而且付得痛快。喝人血的那种地头蛇想法，固然顽劣，就是缠到最后，虽然不得不付，大概心里始终觉得别扭，那股办不完的手续，也属于耍赖。据说有些保险公司在付保险金时，好像该倒楣客户故意坑他，就心怀不共戴天之恨，能凶就凶，能刁就刁，倒楣分子或倒楣分子的亲属，哭哭啼啼去领钱时，就好像抽了他娘的脚后筋。 在一个有理可喻的国度时，保险公司是以“迅速”“痛快”为号召的。有一则小幽默可以启示他们奋斗的目标：在某一个场合里，两家保险公司经理碰面，甲经理曰：“敝公司是美国第一流的，客人上午断了气，中午就把保险金送到他尊府。”乙经理嗤之以鼻曰：“天乎，这慢成啥啦？昨天有位客人从十八层楼跌下来，经过七楼敝公司窗口时，我们就把支票塞到他喊‘哎哟’的嘴里。” 中国小民是被欺弄惯了的，如果遇到这种硬塞的镜头，不跌死也会笑死。即令上个月出来，下个月拿到钱，就喜欢得昏倒到保险公司的柜台上。这故事应作为中国保险公司的座右铭。有一点似乎清考虑的，发财的道路很多，走正路照样可以发财，不一定非走歪路不可。喝米汤照样可以长得又白又胖，不一定非喝人血不可。保险公司如果用“迅速”、“痛快”建立信誉，它的业务同样兴隆，逞凶耍赖，只是杀鸡取卵的眼前欢，中国人事业所以到处都是昙花一现，而很少立百年之基的（更不要说万年之基啦），虽是个人悲剧，也是国家悲剧。 ——保险公司不遵守保险业的规范，就永远成功不了伟大的保险公司。 报上有一则关于车祸消息，说政府正在考虑，凡车祸发生后，司机停车救人的，应减轻处罚。呜呼，这是一个好意见，提出这意见的先生，柏杨先生应向他作一个大揖。不过我真是越活越两眼漆黑，今天才知道法官老爷过去对停车救人的司机都是下了狠心的。记得十五年之前吧，有一位军车司机，在台北街头撞倒了一个孩子，把他抱到医院求治，但孩子仍是死啦，该司机竟被游街枪决。嗟夫，他阁下如果当时跑啦，查出捉回，又该有啥更严厉的处罚乎哉？对肇祸逃走的司机，理应严重地处罚，甚至五马分尸，都未尝不可，但对停车救人的司机，应视他当时的行为，给予减轻，而且在录取了口供之后，立刻交保。中国很多立法委员和很多法官老爷的心理，似乎只会逼得人必须重复犯法才会安全，这不是良法，而是恶法。前曾言之，行贿受贿同一处罚，不但根绝不了红包，反而使贪污分子更猖獗，使官场更腐败，真不知立法的人脑折纹里，啥时候塞上石炭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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