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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来“原文”，真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不知道五胡乱华，以及元初、清初时，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也同样手捧“原文”而猛读？六朝便有诗云：“汉儿学得胡儿语，站在城头骂汉人。”这种丑态似乎只限言语，现在看来固无足奇也。如今胡语吃不开，英文取而代之，中国人骂中国人，只好用英文矣。前年报载，复兴航空公司总经理陈文宽先生在酒楼请洋大人的客，警察前往执行任务，他觉得有损门面，乃以洋话激洋大人之怒，洋大人就把该警察揍了一顿，壮哉。这一类“学得胡儿语”的事多矣，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若美利坚、若日本、若韩国、若阿尔巴尼亚，从没有两个本国人在谈话时用洋文者，只有俄国在托尔斯泰时代，以说法为荣，如今则只剩下中国有这种表演矣。其实乱洋文本来没啥了不起，但以变态心理出之，便教人有张君瑞先生搂住崔莺莺小姐之后的感觉，“醮着些麻儿上来”矣。 这里有一则柏杨先生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常去耶稣教会做礼拜，每逢星期日，必手执《圣经》，昂然而往，因而结识了一个时代青年。有一次偶尔谈到《圣经》文字太差，既不通顺，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欠真实，有些地方且不对劲得很，例如有一句曰“唯真理可以得自由”，如译为“唯真实可以得自由”，当更恰当。该时代青年曰：“你可看原文《圣经》，那文字流畅多矣。”我曰：“我看不懂原文。”时代青年听了之后，脸上立露怜悯之色。我自顾形惭，嗫喃辩护曰：“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原文《圣经》的呀。”时代青年像被踢了一脚似的一跃而起曰：“我就看得懂。”大禁大惊，询他可以见示之乎？他拍胸作声，允明天带来，以便我大开眼界。当天晚上，柏杨先生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未能合眼，想不到该时代青年学问竟如此之大，连原文《圣经》都能看懂，我们老一辈的真该吃巴拉松矣。到了第二天，时代青年来访，夹了厚厚一册，打开一瞧，原来是一本英文的，乃问曰：“原文《圣经》何在？”他曰：“这不是原文是啥？”呜呼，这年头，恐怕把“原文”解作英文的，不限于该时代青年一人。而《圣经》中旧约原文，固希伯来文也，新约中一部分为希伯来文，一部分则为古希腊文，连现代以色列人、希腊人都看不懂。中国人中，似乎还没有听说有几个懂得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的，只有一家《圣经》函授学堂教希伯来文，教习则是匈牙利人焉。 柏杨先生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把该时代青年的尴尬嘴脸拍下照片，我想他这一辈子都对“原文”留下深刻的印象。 使人“麻上来”的那股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好像在证明中华民族因为作孽多端，气数如缕。去年女作家张雪茵女士去台湾疗养院看病，医生诊断了一半，便跑出去，（鬼知道他为啥跑出去，不过他既跑出去啦，病人有啥办法？）张女士一时无聊，把病历表拿过来细看。一个白衣天使走来，一把抢去，曰：“你怎么乱翻翻？”又曰：“你看也看不懂。”凶恶之状，若黑寡妇然，把张女士气得头昏眼花。柏杨先生也有一次，送朋友去某私家诊所求治，该医生胡乱摸了一阵之后，说打一针便好。我以眼斜视他的病历表，见上边有英文“维他命丙”字样，不禁大惑，询之曰：“这玩艺能治头痛乎？”我以为该医生定有一番解释，想不到他咆哮曰：“谁教你偷看病历表？” 其实我只能看得懂“维他命丙”而已，普通情形之下，便是把病历表塞一眼眶里都木宰羊也。呜呼，英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的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德国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是本国文字焉。日本人看病，医生在病历表上处方，用的也是本国文字焉。恐怕世界上只有省等的堕落民族，或山窝里吃人肉的野蛮民族，本国医生给本国人看病，却写的是病人看不懂的文字也。柏杨先生偶尔违和，找医生诊断时，便如一种投入屠场的感觉，被乱整一阵不说，最可怖的是呆坐一旁，看那医生振笔疾书，写的全是洋大人之文，横看竖看都不认识。然后药剂师按方配之，或口服焉，或打针焉。左手抓药瓶，右手按屁股，茫然而归，固不知自己吃的是啥药，也不知道挨的是啥针。有胆大皮厚的病人冒险问之，医师则曰：“退烧药，消炎药，镇定剂。”而各种药均有千百种，用的是哪一种乎？他不肯说，病人仍不知也。犹如法官对待囚犯，判死刑乎？判有期徒乎？判几年几十年乎？统统不言。为何如此判乎？其理由如何乎？亦统统不言。囚犯连判决书都看不见，已送到监狱执行矣。即令来了好运，如张雪茵女士有机会翻一翻，或如柏杨先生瞥了一眼，却看不懂写的是啥。呜呼，假设中国法院的判决书和诊断书一样，也用的是洋大人之文，你说打官司的人活着还有啥意思？而诊断书上固都是如此者也。用洋文写药尚可解释为免得翻译，有其方便；但有些地方实在并不方便。前天我抱小孙女求医，年龄八个月，我想如果那穿白衣服的女人用中文写“八月”，决不致影响其可敬的前途，可是她硬是来了一个Eight’Month，即令以笔划而言，也没有中文省事，她为啥如此？恐怕说来话长。从学堂教育到社会风气，每个人都这般这般。奴性充斥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人性的自尊必然一天比一天消失。思一思、想一想，又何止医生为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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