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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令老头老太婆凭其人生经验，没有看走了眼，也不见得一定有了不起的价值。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头老太婆，具体地比喻吧，像大学堂教习焉，像中学堂教习焉，像若干大小官儿焉，他们对子女前途最高的境界，仿佛是一系列的，其顺序如下： 升小学——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学——出国留学——在留学国教书或找个机构当差。 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尊脑里，孩子们要拼命地升学、升学、升学，一直升到大学堂毕业。然后拼命地出国、出国、出国，一直出到麻省理工学院。再然后拼命地谋事、谋事、谋事，一直谋到一个教习的位置或一个实验员的位置。然后再拼命地——现在已没啥可拼命的啦，只有寄钱啦。柏场先生老朋友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不成文法，子女当博士的，每月寄二百美金回来，子女当硕士的，每月寄一百五十美金回来，子女当学士的，则每月寄一百或八十元美金就可以矣。于是老头老太婆喜欢得就像谁在他们屁股底下放了一个二百二十瓦的电炉，烧得他们简直坐不住，东跑西跑，宣传儿女真孝顺呀。众人一听，一个个伸长脖子，自叹儿女不争气，仍留在台湾努力建国。于是老头老太婆身轻如燕，认为传种有人，死也瞑目矣。又于是，自然而然地，凡能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才算有前途、有出息。凡难以如此一系列发展的小子，不要说当女婿啦，就是当他的上司，他都瞧不起。柏杨先生非常赞成升学，也非常赞成出国，但一个人如果以在美国当教习和当职员为人生最终极的目的，以每个月能寄回若干美金为对后生小子最高的评价，实在觉得有点邪门。不要说人生理想矣，就是纯功利观点，投了三十年的资，一个月才不过收到二百美金的利息，也划不来。至于说传种，美国是世界上最优先的核子弹靶场，似乎不见得一定能传了种，即令能传了种，到了孙子这一代，恐怕也难以认得老祖宗也。我的老朋友中，还从没有听谁勉励过他的子女到了美国后。要做一点“改善生活”之外工作的。不要说学理工的啦，就是学文法，也没有人勉励过他的子女立志要为两国间文化次序贡献点啥。而只跟柏杨先生一样，一脑子钱钱钱钱钱钱钱，嗟夫。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但也有些小子丫头认为这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一旦在这上面起了冲突，唐国桢女士和许南阳先生自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子女的，势必非“恍然大悟”不可也。 五代时冯道先生，官做到太尉燕国公，死后封为瀛王，而且一直活到七十三岁，与死圣人孔丘先生同年，因自号“长乐老”，著书立说，数百万言，把他在唐晋汉周四个王朝所得到学历经历，以及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时是“契丹帝国”——所得到的阶勋官爵，—一排列，自以为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司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好不快哉。他阁下临死之夕，把儿子冯吉先生，叫到床前，谆谆吩咐，教他做官处世之道。说到得意之处，以为儿子一定聚精会神地听哩，睁眼一瞧，谁知道儿子已经睡着啦。冯道先生当时几乎气得要爬起来不死啦，儿子惶恐曰：“大人息怒，你那一套不讲我也晓得，反正是教我如何钻营奔走，如何保持禄位罢啦。” 冯道先生的荣华富贵，真是应有尽有，要名有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学术地位有学术地位，要寿有寿。可是他的儿子却不佩服他，对他老子认为最恰当正确的道路，感到没啥没啥，盖境界不同故也。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有名的西洋《金瓶梅》，英吉利查禁了几十年，最近才算开禁，台北街头固有得卖焉。对啦，阁下正人君子，当然没有看过，还是由我介绍一下为宜。查泰莱先生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想不到一仗下来，受了重伤，腰部以下，完全麻痹，连走路都只好坐轮转椅，更别说跟太太颠鸾倒凤矣。不颠鸾倒凤没有关系，但一想起他的万贯家产，而又膝下犹虚，就大急特急。于是想出了借种妙计，建议他太太去另外找一个男人，一则解其寂寞，一则也好生个儿子，使烟火不绝。他太太最后答应啦，而且问他曰：“我如果找了一个男人，你要不要知道他是谁？”查泰莱先生曰：“我不要知道，但我相信你不会找一个坏男人的。”太太曰：“你这话原则是对的，不过我事先要提醒你，女人和男人对坏男人的看法不同。”当丈夫的没话可说，于是如花似玉找到了他们家一个看守茅屋，连英文都说不纯正，而又有妻子的园丁。在阶级森严的英国，查泰莱先生几乎非吃巴拉松不可，而他太太不特此也，后来还索性放着男爵夫人不当，而嫁了该园丁。 呜呼，女人对男人的看法，跟男人对男人的看法不一样，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跟女人对女人的看法不一样。父母和子女对有没有出息的看法，同样不一样。我们并不是压根儿否定人生经验，那是血和泪的结晶。我们只是说，人生经验往往只胶柱过去，对崭新的形势和变化，往往不能接受。它当然可能仍价值连城，但也可能错误。都不是绝对的，也都不是每一桩人生经验都崇高可敬和正确，做父母的如果自信过强，怎么不抽棒乱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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