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1997年过完春节之后，同事带来了他回家乡结婚时的照片。大家纷纷传看着，仿佛也因此沾上了浓浓的喜庆。 厚厚的一叠照片中，有一张非常突出。同事抱着他的俏丽新娘正在跨过自家的门槛。新娘是红彤彤的，红色的棉衣、棉裤，红皮鞋、红袜子，头上还簪着大大的红花。我拿着这张通体红灿灿的照片，瞬间觉得那红色把我的眼睛和心一起照亮了。 我结婚的时候没有穿红色。虽然妈妈一再告诉我，中国的婚礼是讲究穿红装的。我还是坚持买了一件白色的、旗袍似的婚纱。只是在结婚登记那天象征性地穿了平时上班也常穿的红色西装和短裙。 我喜欢看新娘。小时候谁家的大姐姐结婚，我都喜欢站在远处看着，看着红色的新娘在众人的簇拥之中跨过女人一生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道门槛。而且，那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知道，我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 我把看到的照片描述给丈夫听，其时他正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炒菜。他没有像我那样激动，只是随口说：“我知道那是你们女人一辈子最艳的一天。”听见他这样说，我就多少有些后悔，后悔当初没有选一件红色的礼服。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毕竟关于新娘的颜色的讨论对于我们这种变成了“匹夫匹妇”的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我会在一个远离北京的地方听到同样的话。 那是在同一年的国庆节，我和丈夫跟另一对夫妻一起到大同看石窟。我们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小酒店，对面马路的另一侧是一家装饰有些破旧的发廊。 我是在下午生意最清淡的时候走进发廊的。女店主正在给一位穿着一袭红色套装的女子补妆，她的胸前端正地别着一朵红花，飘垂的丝带上写着两个金色的字——新娘。女店主招呼我坐下，说：“您得多等一会儿，她等着‘回门’呢，这可是大事儿。”我于是坐下来，边看边等。 发廊不大，只有两张椅子，迎面的墙壁是一面大镜子。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子正在抱着笤帚扫地，笤帚把比她的个子还高。 女店主有些微微发胖，一看就是一个快言快语的人，一边打理红衣女子，一边就和我搭讪起来：“今天结婚的人特多。一上午，从这门口过去的、披着红花的车得有四、五辆。还有一辆车上架着摄像机呢。真是一年比一年讲究了。我们那时候比现在可差得太远了。” 新娘脸上荡漾的幸福满得要溢出来似的，似乎有意要借女店主的回忆铺陈她自己的快乐。一边对着镜子得体地微笑着一边问女店主：“你们也穿红的吗？” 女店主开始给新娘重新吹头发，吹风机呼呼地响着，女店主也随之提高了声调：“当然穿啦。红毛衣、红外套、红头巾、红裙子、红鞋还有红袜子，料子没现在的好，样式也没这么时髦，红可是一样的。头发上还得别着成双成对的两朵红花。”女店主看看我，好像在问我是不是也经历过她说的这些，我附和着笑了一下，她自己又接上了话茬：“结婚头一个月，身上总得有点儿红色，图的就是个吉利。结婚那天是一辈子穿得最艳的一天，你们叫什么？”新娘迫不及待地接上说：“叫生命的转折点。” “不管叫什么吧，反正就是不一样了。”女店主在新娘的发帘上喷了一些发胶，又接着吹起来，手不停，嘴也不停，“从娘家的闺女成了婆家的媳妇，能一样吗？你别看出门那工夫眼泪吧嗒吧嗒地流，心里早盼着走呢。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不就为了这一天吗？” 吹风机停下来，新娘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最后的检视。女店主一边收拾吹风机，一边自顾自地说下去：“那年我结婚，选的也是10月1日。那天的天儿没有今天好，到下午还有点儿下雨。我们那时候还没什么人在饭店里请客，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从中午开始，四桌四桌地摆上来，吃到晚上快10点了才散，后来好几家街坊娶儿媳妇都跟我们学……”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们的话。看来这个麻利的女店主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完全沉浸在对当年新婚时的愉快回忆之中。 新娘把18元钱放在镜台上，说为的是三六一十八讨个口彩。女店主用力地反复道谢，同时就开始细心地帮新娘整理衣衫。她弯下腰，给新娘整理裙子的时候，手在红色的长裙上不经意地停留了一下。 新娘轻俏地旋身而去，女店主的目光甚至带着一些恋恋不舍地一直追逐至门外。我坐到镜子前面，女店主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 扫地的女孩子不知到哪里去了，局促的小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忽然就想问一问，这个昔日的新娘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跟她的丈夫有没有什么纪念活动。 我很随意地问了。一丝阴郁掠过她的眼中，她没有回答我。吹风机在我的耳朵后边突兀地响起来，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镜子里的我和站在我身后的她都有些不知所措似的尴尬。最后，还是她首先打破了僵局：“纪念什么？现在就我们娘儿俩一起过。” 我想她指的应该是那个面貌酷似她的、扫地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该不该再问她什么，还是干脆把话题岔开。在这样一个小店里，她是主人，我是顾客，她为我服务，我付给她报酬，之后，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有机会再见，我不能也不该仅仅因为好奇而触动她也许已经封存的心事。 我什么也不说，但是镜子里的我，已经把诧异写在了脸上。 女店主笑了：“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孩子都9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她爸走那年，她4岁。”我记起谁曾经告诉过我，北方的很多地方把死人叫做“走”，意思是说这个人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女店主的话使我更加不敢问她任何问题，只是期待着赶快做完头发离开这个小店。 握着吹风机的手在我的头上跳跃着，我的心里开始有类似于同情似的很柔软的东西缓慢地上升。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这个单身的母亲被一个陌生的新娘送回到自己曾经灿烂的青春时代。也许她有些疼痛，而真切的疼痛同时又告诉她曾经有过的真切的幸福……我忽然发现“曾经”这两个字真的很奇特，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里都在表达着同一种意思，就是存在。 我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女店主又开口了：“他没死，是跟人家走了。” 我的惊愕再一次突现在镜子里。 “那时候他开卡车跑长途，三天两头儿回不了家，后来干脆不回来了，我才知道他是跟道儿上的一个女的好上了，那女的一个人，带着个小男孩儿。”女店主半低着头，从镜子里看去，我们的头因此离得很近，“他说要离婚，我就答应了，留人留不住心，不如干脆什么也不留。我开这个发廊，挣的钱够我女儿上学和我们俩的吃喝。她爸没来过，也没给过钱。我也没找过他。过日子讲个情义，情义没有了，日子也就过不到一块儿了……” 随着她的话音落下，小店再次陷入了沉默。我试图让气氛轻松起来，对女店主说：“我也是10月份结婚的，不过不是一号……” 她忽然打断我的话：“现在还好吗，你们？” 我赶紧点头。她略一沉吟：“我那时候也以为会一直好下去。可能一开始谁都这么以为吧。现在想起结婚那年，还是觉得那是一辈子最艳的一天。”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这个伤心的女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曾经伤过心的女人。头发做好了，我给她20元钱，她坚持要照价收费，推让之中我看见那个刚刚在扫地的女孩子已经回来了，坐在一旁的凳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两个成年女人为了两张钞票反复地推来推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听到了她母亲和我的对话，她是不是也注意到了她母亲在为一个今天的新娘整理衣衫的时候流露出来的艳羡和对过去的怀恋。 我把钱放在镜台上，快步跑出小店，跑着过了马路，跑回我们住的小酒店。 那天夜里我们乘火车离开了大同。 夜行车从来是沉闷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和我们同行的那一对夫妻头挨着头在对面睡着了。我低声给丈夫讲我今天遇到的那个女店主，我说我听到了他不久以前对我说过的话，每个女人其实都怀念自己最艳的那一天，不管那一天中的对方是谁、现在怎么样。 回到北京，我依然久久不能忘记女店主回忆她新婚时不知不觉的喜悦。尽管当年的温暖已不复存在，但她仍然会轻而易举地重返那份美好而忽略其后的残破。于是那一天的一切也越发有了凄凉的意味。 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有些可笑也有些感伤的故事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没有淡忘过，好像就在昨天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